武大发起抗日救国行动，呼吁国际制裁日本

正当学校蓬勃发展之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武大校务委员会立即致电中央政府和国际联盟，呼吁各国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共同制裁日本;同时致电北京、中央、同济三大学，倡议联合各大学组建国际宣传的机关，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0月2日，成立“武大抗日救国会”，决定发行反日刊物，联合武汉三镇各校共同抵制日货，并组织“义勇军”，以实际行动进行抗日。10月3日，全体学生到汉口进行游行示威，并向汉口行辕提出各项抗日要求，行辕当局表示接受。10月5日，校刊发表《国立武汉大学抗日救国会宣言》。10月19日，在武大抗日救国会的倡导下，武汉学生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并于当日举行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12月4日，武大选派50名学生组成救国请愿团，由殷德琨、阎克制担任正、副总指挥奔赴南京请愿。

武大教职员成立了“东省事件委员会”，并于1931年12月29日致电国民党中央一中全会，指出“不应再以不抵抗误国”，要求增兵死守锦州和罢免对日妥协的外长顾维钧。

“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决定从12月7日起利用“总理纪念周”集会时间开展国难演讲，请各位教授利用学科专业优势，从政治、外交、经济、历史、战争等各个方面深入探讨抗战救亡方略。王世杰校长专门作了题为《国难演讲的意义》的讲话。他指出中国80年在对外关系上屡屡失败的原因，无非是“媚外”和“昧外”两种。“昧外”的原因和结果是“政府与人民大都不熟悉各国政治军事的虚实，不了解国际的局面;一旦事情发生，政府与国民都不免盲动，不能成立一种适当计划”。他强调指出:“我们此后要既不媚外，又不昧外;既不软弱，又不糊涂，那么，就只有赶紧让大家多知道国际的情势。”“光明是勇敢的条件”，国难演讲的意义就是要使政府和民众“能够看清前途的一切”，认清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减少对战争的怯懦。当天，周鲠生和吴学义两教授分别作了《东省事件怎样解决》和《日本军事组织》的演讲。

从此以后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武大的教授关于抗战救亡的演讲持续不断，这些演讲记录稿及时在《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1932年43篇，1933年45篇，1934年33篇，1935年33篇，1936年18篇，1937年19篇。如王世杰的《国际联盟》，苏益信的《南满铁路》，李剑农的《二十年来日本与中国内乱》，时昭瀛的《东三省之国际关系》，王星拱的《工业与战争》，杨端六的《建设的意义》、《进步的意义》、《战时经济的特征》，邵逸周的《国防军需的准备》，吴其昌的《民族危机的认识和救国治学的态度》、《开国的士风与亡国的士风》、《历史上国难的教训》，查谦的《国耻与我们的责任》、《国防与科学》，周鲠生的《外交与国防》、《欧洲政局与远东之和平》、《中日问题外交史之一页》、《外交之检讨》，刘异的《世界战争的动力与趋势》，郭霖的《发展中国航空应注意之点》，韦润珊的《从地理观点上谈东北三省》、《作战与天时》，普煦俦的《国难与教育》，邬保良的《战争毒气与个人防御》，叶峤的《毒气作战与团体防御》，余炽昌的《为适应战时的运输，铁路上应有的准备》，胡稼胎的《战争哲学观》等演讲，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国情与战争，呼吁师生做好充分准备，挽救民族危亡。

踊跃捐款捐物，援助抗战将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武大师生省吃俭用、慷慨解囊，纷纷捐款捐物，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1931年11月，武大首次为抗日救国捐献，抗日救国会募洋385元，汇往黑龙江慰劳马占山部将士。(www.xing528.com)

从1931年11月开始至全面抗战爆发时止，武大师生为抗战救国进行捐款捐物，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捐现款31378.13元，捐献物品共计2328件。师生捐献的黄金首饰、药品等除外。

收容战区学生，为流亡学子完成学业。“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我国东三省，摧毁文化教育机构，造成大批学生流亡，无法继续求学。“七七事变”后，华北相继沦陷，全国沦陷区流亡学生达到高峰。为保存中国文化教育根基，在1937年8月19日教育部长王世杰签发的《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和8月27日教育部颁发的《总动员时期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中均规定:安全的学校应设法接收借读学生，使其完成学业。据1937年11月编印的《国立武汉大学二十六年度借读生履历册》统计，这一年，武大接收来自沦陷区的燕京大学等61所大学的借读生共计582人，占当时在校学生1371人的42.5%。

这批借读生进入武大后，根据原肄业程度和本人意愿，分别编入各学院和各年级就读，使大批流亡学生得以继续完成学业。其中，文学院155人，法学院150人，理学院152人，工学院101人，农学院24人;一年级140人，二年级196人，三年级134人，四年级112人。

抗战期间，武大收容的借读生，在家庭经济来源断绝、物价不断高涨的艰难困苦中，勤奋学习，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柯俊、钱保功、张致一，著名土木建筑学家郑孝燮、孙宗汾，著名化学家曾云鹗，著名企业家杨希枚，著名法学家端木正，著名历史学家刘绪贻等人均出自国立武汉大学当年的借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