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校史新编：王世杰校长及办学主张

王世杰(1891—1981年)，字雪艇，湖北崇阳人。1911年考入北洋大学采矿学系，未毕业即参加辛亥革命，任鄂军政府一等秘书、督府代表，曾参加守城战斗。“二次革命”失败后，赴英法留学，1920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同年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1927年10月，任武汉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1928年10月，任海牙国际公断院公断员;11月，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5月至1933年5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外交部部长等职。1949年到台湾后，曾任“总统府”秘书长，“台湾行政院”院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1976年辞职引退，1981年3月22日病逝于台湾。著有《比较宪法》、《故宫名画三百种》等。

作为教育家的王世杰，在执掌国立武汉大学的4年中，经常利用“总理纪念周”和开学典礼等场合向全校师生阐述如何办好现代大学的主张。

关于大学教育的目的，他认为重在“人格的训练”，或者是“人格的训练”与“知识的灌输”并重。他说:“我个人觉得，在大学教育的计划上，人格的训练纵不能较重于知识的灌输，至少，也应该与知识灌输占同等的地位。”大学如何实施对学生的“人格的训练”?他认为学校要“设立种种制度，使学生不知不觉之中，养成了许多优美的习惯”。例如学校里开展的体育竞赛活动，“不只在锻炼学生的身体，并且蕴含着道德的训练的意义。……更是养成学生们的公正勇迈的习惯”。他认为美国大学图书馆实行自然开架阅览和无人监考制度值得学习，“这也是有意养成学生们的自尊心与诚实的习惯”。在他的倡导下，武大图书馆率先实行开架借阅，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宿舍，体育运动会分组比赛等，为培养武大学生的高尚人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国立武汉大学的定位，王世杰在初来武大时就说:“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十年之后，学生可达万人。”因此，他上任之初，就提出“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此行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大学”。

关于办好大学的硬件建设，王世杰说适当的校舍是必需的。“就中国现时的各大学说，没有一个大学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有系统的建筑的。如北大是前京师大学堂和别种学校改建的。如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都是先前高师改成的。但所谓京师大学堂、高师等等，实在不过是中等学堂的形式。一个办中学的校舍如何能办一个真正的大学呢?武大也是高师改成的，所以要想将武大造成一个真正的大学，第一个条件，便是完成新校舍的建筑。”他要求新校舍的规划设计，“不仅要能适应现在武汉的需要，并且要能适应将来武汉的需要”。(www.xing528.com)

关于办学经费，王世杰认为，大学的经费应该独立，只有独立，“学校一切长期计划才可稳顺进行”。对于学校的财政，王世杰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无论经费怎样困难，建设不能中断，中断了再次提起来很不容易。二是力求节约，使每月实际经费保持在预算数目之下。

关于师资队伍建设，王世杰认为“良好的教授”是办好大学的头等大事。他主张聘请教授必须严格，“宁缺毋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全才。“大学的使命，一在教授高深学术，一在促进高深学术。有些学者是兼具研究与教授能力的。有些学者虽具特殊的研究能力，却不善讲授。大学既有上述两种使命，延聘教授的时候，自然不能只聘前一种人才，而置后一种人才于不顾。”此外，他还强调“教授治校”。校务委员会必须有教授代表两至三名。学校各种专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都从教授中推选。在他掌校期间，一大批知名学者专家来校任教，使教授人数占专职教师总数的66%。

关于学风的建设，王世杰认为办好大学必须要有“严整的纪律”。他说:“学校的进展一定要有个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共遵的纪律……因为有了一个共遵的纪律，全校才有秩序……学校的一切事务才可顺利进行。”他说:“我们要有尊重秩序的习惯，才能有良好的学风;要有良好的学风，才能吸收及维系良好的教员及职员;要有良好的学风和教师，才能得到社会的信任，才能使本校毕业学生容易得到适当职业，以为社会服务。”他要求学生“好学、吃苦、守纪律”，“在课程上、考试上，以及个人品性修养上，同着全校教职员，尊重全校的纪律，造成良好的学风”。

在武大期间，王世杰的法学才能被蒋介石看中，从此进入蒋介石的视野。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筹备军事委员会所属国防设计委员会，王世杰任该委会委员及法律组长。24日，蒋介石邀请王世杰到庐山为其讲学，从7月27日至7月29日，蒋介石一连3天听王讲解英美法各国政治制度，并在当天记下心得体会。9月6日，蒋介石称王世杰为“当今之人才，愿与其共成不朽之事业”。此后，蒋介石与王世杰交往更多，当年10月10日，蒋介石应邀来武大为全体教职员作演讲，要求武大教师带头做好“改造学风，挽救人心”的工作，“由武汉大学的学风感化湖北全省，感化全中国”，“惟有这样做去，才可以抵抗外侮，才可以安定内部，才可以挽救危局，才可以建立国家”。第二年5月，王世杰升任教育部部长后，对武汉大学的建设发展仍然关心极致，对武大依依不舍。南京沦陷后，1937年12月1日，他由长沙来到武汉，当晚就住在武大。12月6日，他应邀出席武大总理纪念周，为师生作1小时演讲。1938年1月1日，王世杰卸任教育部部长，此后一连数天住在珞珈山。3月24日，武大校园桃花盛开，他偕李四光渡江再次来到珞珈山，见到“校中仅四年级生在上课，余则正往四川嘉定迁徙。但军事机关则正假校舍举办诸种短期训练班，学生达一二千人”而稍感欣慰。10月17日下午，日军已逼近武胜关，他独自一人由汉口渡江再次来到珞珈山，此时军官训练团已结束，喧闹的武大校园仅剩下护校队员余景华一人留守，“顿感极端寂寞”。当看到亲手创建的校园尚未遭受日军轰炸，他感到这是民族复兴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