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始人在武汉大学校史新编中的地位

武昌高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开明进步的校长张渲虽被撤换，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陈潭秋、陈独秀、李汉俊、李大钊、李达、董必武、毛泽东等人的影响下，师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

中共创始人陈潭秋，又名陈澄，湖北黄冈人，1919年6月毕业于武昌高师英语部。1919年，他利用学校组织的毕业修学旅行机会，在上海结识同乡董必武，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湖北武汉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者。1920年，两人回到武汉，发起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次年，两人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议。此后，陈潭秋在武昌高师附小任教，并兼任附小五年级级任，教授国文和历史。他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在武昌高师附小秘密发展钱亦石、伍修权等师生入党入团。1927年，陈潭秋兼任武昌中山大学训育委员会委员。董必武后来回忆说:“武昌高师附小，有一个时期，简直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

陈潭秋曾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书记、中央组织部秘书、满洲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等职务。1942年9月，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9月27日，他和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被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47岁。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曾三次应邀来校作演讲，宣传进步思想。第一次是在1920年2月7日上午，他在武昌高师新落成的大礼堂作了题为《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讲。陈独秀在演讲中主张教育要用新方法:第一，教育要趋重社会:社会要是离了教育，那人类的知识必定不能发展，人类知识不发展，文化也就不堪问。第二，要注重启发的教育:启发教育要以学生为本位，“教育是训练的，非口说的，是发展的，非流传的。道德的进步要有行为的教育，学问的进步要有知识的教育，像这样训练学生，就易于感觉了”。第三，要讲究实际运用:人大多注重形式好看，不讲究内里结不结实。现在的学生，不注重到实际中去，“你看有几多农业的学生下过田?几多商业的学生做过买卖?我说现在的农业学生还有赶不到老农夫的，商业的学生还有赶不到老朝奉的”。他指出造成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就是讲究形式、不讲实际应用。最后，他强调:“我很希望后来办教育的人，不要讲究形式，有几多钱，办几大的学堂;科目不在多，只在其能不能适用;教员不在多，只在其有没有教授的方法与精神。一有新方法、新精神，就一定可以得新教育，造就新人才矣!”前来听演讲者，除武昌高师的师生之外，还有各界人士和议会议员。

陈独秀第二次来校演讲是在1925年，这次演讲的内容是阐述文学的艺术性和美感价值重要性。他在介绍了古今中外许多文学家对文学的界说后，提出了自己的艺术界说:“(1)艺术的组织。(2)能充分表现真的意思及情。(3)在人类心理上有普遍的美感。”在此，陈独秀把文学作品的结构美、真实性看做文学作品美感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学作品要表达真情实感，不要无病呻吟，这样作者才能避免故作高论，避免做“奴隶文章”，而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文格”。对于陈独秀的这次演讲，中国文学史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陈独秀“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并不从政治的角度去要求文学，而能从真正的文学自身存在的角度去探讨文学的界说，从美学的高度去阐释文学，在新文化的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中，的确具有独到之处”。

1937年11月，陈独秀应王星拱校长的邀请第三次来校作了题为《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的演讲。

此外，陈独秀还于1927年4月27日出席在武昌中山大学附小礼堂举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会上当选为中共总书记。(www.xing528.com)

中共创始人李汉俊，1922—1927年曾任武昌高师、武昌师大、武昌大学的历史社会学系教师兼系主任，讲授“唯物论”、“辩证法”等课程。他讲课时教室容不下，许多学生只得站在窗外听讲。1923年“二七”大罢工前夕的1月31日，李汉俊亲自带领武昌高师部分学生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武昌高师为大会赠送的锦旗，至今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展览。1927年底，李汉俊被胡宗铎部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年仅37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中共创始人李大钊，曾于1923年2月2—4日，应邀在武昌高师山顶新礼堂，以《进步的历史观》为题，连续3天的每日上午10—11点，为教师讲习会作讲演。他在演讲时开头便说:“宇宙的运命，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他指出:“社会进化，是循环的，历史的演进，常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其实人类历史演进，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起之后有一落，一落之后尚可复起。而且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如现在中国国势糟到此等地步，我们须要改造，不要学张勋因怀古而复辟，要拿新的来改造。他们是想过去的，我们只是想将来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古时是古人创造的，今世是今人创造的。古时的艺术，固不为坏，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的艺术。……古人有古人的艺术，我们有我们的艺术，要知道历史是循环不断的，我们承古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子孙，再接续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他还指出:“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的，不能够感觉到的。……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李大钊等人的演讲稿，当时由湖北省教育厅汇集出版，对革命青年产生极大的影响。

中共创始人李达，早在1927年应武昌中山大学校务委员李汉俊、董必武之邀，担任社会学教授，宣传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2月至1966年8月，任武汉大学校长，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共创始人董必武，毕生与武汉大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五四运动时期结识陈潭秋，与陈一起出席中共“一大”。此后，两人并肩组织领导湖北的革命运动。1927年，董必武担任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委员，同年4月出席在武昌中山大学附小礼堂举行的中共“五大”开幕式。抗战时期，应武大抗日问题研究会之邀，为全校师生作题为《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的演讲。新中国成立后，于1963年为武汉大学题词祝贺校庆。1964年11月3日，陪同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参观武汉大学。他十分敬重武大教授，为已故教授王葆心题赠“国宝人师”墓门，为黄侃教授遗著的整理出版奔走呼号。

中共创始人毛泽东，早年即与武大教授杨端六相识相交。大革命时期，他住在武昌都府堤，与住在武昌高师附小的陈潭秋一家过从甚密，并在这里出席中共“五大”开幕式，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8年9月12日，视察武汉大学校办工厂，在大操场接见了武汉大学、武汉水利学院、武汉测量制图学院、中南民族学院4校的1.3万多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