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校史新编：张渲校长与武昌高师发展

武昌高师第二任校长张渲，字绶清，河北东光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育部视学。1914年11月18日，张渲由北京师范学校代理校长调任武昌高师代理校长，1915年11月被正式任命为校长。张渲为官清廉，思想开明，办学有方，治校5年，先是裁员减庸，理顺关系，继而巩固基础，图谋发展，事必躬亲，使武昌高师初具规模。

张渲上任后，为了加强教学工作，增设了各部教务主任。1917年5月，武昌高师根据全国教育发展的需要和学生毕业后择业的实际情况，向教育部呈文，拟变通部定章程，将博物部扩充为博物地学部，将历史地理部扩充为国文史地部，将数学物理部扩充为数学理化部，并增设教育补修科。随后对部定课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使学科设置形成鲜明的特色。

张渲接任校长后实行精兵简政。在人力、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为做好校务工作，张渲推出了新办法，即发挥校友会的力量。武昌高师校友会成立于1915年5月29日，全校师生均为会员，教师和毕业生为特别会员，在校学生为普通会员，师生共建，人人都有为学校建设作贡献的机会。会长由校长兼任，下设三部、三科、九股。校友会既是团结全校师生的桥梁纽带，又为学校行政事务工作减轻了压力，为学校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渲十分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任人唯贤，不拉帮结派，实行“依年功加俸”。教员薪金按部定章程，教务主任月薪250元，专任教员只能是200元。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1918年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被张渲聘请来校担任地理学、天文学专任教员，每周授课14学时，开始月薪仅200元。不久，竺可桢为学校建立了一座气象台，并兼任台长，张渲决定为竺可桢加到250元。又如著名植物学家张镜澄，担任专职教员已满一年，每周授课16学时，月薪250元。由于张渲办事公开公正，师资队伍到1918年底发展为36人。竺可桢、李芳柏、黄际遇、张镜澄、薛德焴等著名专家学者荟萃一堂。教师队伍不仅数量多，而且学术水平高，曾开创了两个中国第一。

第一位是李芳柏。“他是公开演讲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位中国物理学家。”李芳柏(1890—1959)，字渭农，广东饶平(今属潮州)人。1910年广州成城中学毕业后，李芳柏考上公费生进入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该校创办于1881年，在日本最早传播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李芳柏于1916年毕业回国后，来到武昌高师担任物理、数学、物理实验课的专任教员，每周授课14学时，月薪200元。他在紧张的教学之余，经常参加数理学会的活动，如1917年2月17日，为学生演讲《宇宙大法则》。同年11月3日，他为学生作题为《奈端力学与非奈端力学》的演讲。李芳柏的这次演讲，使其成为在中国大众传播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美国耶鲁大学专门研究爱因斯坦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专家胡大年博士，在其专著《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中，专门介绍李芳柏传播和研究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事迹。胡大年博士在书中指出:“李芳柏面向中国听众，广泛地介绍了物理学的新概念和新内容，例如电磁质量、电子质量与其运动速度的相关性、洛伦兹的真时间和局部时、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及其两个基本假设，以及长度和时间的相对性。”李芳柏所讨论的工作，是当时许多西方物理学家都很关心的重要问题，尤其是李芳柏将两个重要的问题——电子的可变质量与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放在同一演讲中加以讨论，这件事很有意思。但从他的演讲来看，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两项研究之间的重要联系。事实上，关于电子质量与速度之关系的研究，是当时的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积极探讨的问题，该项研究也使狭义相对论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李芳柏曾希望他的演讲能帮助中国科学界兴起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非奈端力学(非牛顿力学)其他内容的研究。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即到1922年中国学术界才兴起关注相对论的高潮。

第二位是竺可桢。他于1910年考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农学，1913年夏转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学，1918年春以题为《远东台风的新分类》的博士论文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竺可桢回国后，本想到中央观象台工作，学以致用，报效祖国，而当时的中央观象台因经费拮据，仅能维持，毫无生气。此时，竺可桢收到武昌高师的聘书后，于当年8月来到武昌高师执教，担任地理、天文气象两门课程的教员，每周授课14学时，月薪200元。竺可桢在武昌高师的两年中，在紧张繁忙的教学之余，除自编地理学、天文气象学讲义印发给学生以外，还承担起筹建武昌高师气象台的任务。在张渲校长的支持下，中国高校第一所气象台，也是华中地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自己管理的气象台终于建成，并由竺可桢兼任台长。鉴于竺可桢的突出贡献，学期终了时，张渲校长力排众议，破例将刚来校不久的专任教员竺可桢的月薪增加到250元，与教务主任的月薪相等。^[1]

在教学研究方面，数学物理部主任黄际遇贡献良多。黄际遇(1885—1945年)，字任初，号畴庵，广东澄海人，著名数学家、教育家，擅长数学而又兼长文学、书法。1902年他赴日本留学，1906年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国，1915年夏任武昌高师数学物理部专任教员，1918年任该部教务主任。他是4位教务主任中授课时数最多的，每周18学时，月薪仅250元。据统计，他在1915年9月至1919年6月期间，先后为数学物理部的预科、本科一至三年级和教育补修科学生讲授了算术、代数、数学、微分、积分、高等力学、三角等7门课程。他讲课声音洪亮，深入浅出，把枯燥的数学演绎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令学生久久不忘。1919年春，他撰写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进行实况及成绩说明书》呈送教育部，这份长达万言的报告，既是他执教经验的总结，又是对高等教育理念的申述。他反复强调，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养成研究及创造精神。关于教学的方式方法，他认为讲课“务令学生有自动之精神，即有整顿思考力与创造精神之精神，不徒以记诵讲章机械的动作为完职”，主张教师“必于上课之前充分预备，细思教者为何，教之如何，何为教之三事。讲解之时能提要钩玄、引人入胜，以论理为方法，以真理为归宿”。他反对讲课时“徒自诵读课本讲义之章句，或仅略为扩张，至考试时则缩狭课程之范围，多出暗诵的机械题目”。对于本科学生，他提出3点希望:“(1)于规定时间之内，获充实正确之学识;(2)养成读书能力，备他日研究之资格;(3)以自动为原则，不徒以默听暗记为能事。”对于学生的学习，他认为“对于预科生宜持极端干涉主义，凡一言一动，皆注视学生听讲精神之集中力如何，多采用启发式”。要教学生如何做课堂笔记，并检查他们的笔记:“各种字体之端正与否?执笔之刚健圆熟与否?演草笔记之整洁调理与否?”经过这样的训练，升入本科后，已能十分熟练地做课堂笔记，与教员们的课堂讲课形成很好的配合。对于实验课，他看到一些新生在实验课中“手足茫然，莫知所措，其不整齐、不清洁、不勤敏、不耐烦、不爱惜物力诸气质积习太深”，于是在“教授理化实验技能以外，为之讲演公德、卫生、任事种种之心得”。他要求教师辅导学生做实验时，“凡器械之清洁整理装配，皆督学生自为之。凡器械有不完全合适之点，则令学生设法制造或补正之。至误差之讨论尤其测定上有极大之价值，更令学生必详必审，而以其结果登载于日记，以成实验报告”。他的这些具有开创性的观点和主张，影响极为深远。(www.xing528.com)

武昌高师的教学活动还有以下几类:

建立各种学术团体，创办学术刊物。从1914年起，学校先后成立了英语学会、理学会(后改为数理学会、数理化学会)、博物学会、历史地理学会。英语学会每两周举行一次英语谈话会。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曾以《教育为中国之急务》为题在英语谈话会上发表演讲。为了活跃学术空气，提高教学水平，武昌高师还创办了各种学术刊物，在国内外发行。1913—1923年武昌高师师生创办的刊物列表如下:

武昌高师1913—1923年创办刊物一览表

校内教学实习。因武昌高师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健全之中等教师”，所以十分注重教授法的学习与训练。为便于学生实习，武昌高师于1915年10月开办了附属小学(现为中共“五大”纪念馆)，1916年4月又开办了附属中学。学校规定，本科学生从三年级第一学期开始，每周到中小学参观实习半日。实习课后要召开普通批评会与特别批评会。此外，学生还须参加假设实习，从本科三年级第二学期开始，以培养“内可以为学，外可以教人”的精神。

校外修学旅行。武昌高师规定:学生修学旅行分甲乙两种，甲种以观察自然状态、采集标本为目的，乙种以参观各省学校、工厂及社会教育为目的。修学旅行时，学生一律身着校服，听从教员安排。必要时，随时召开科学研究会或参观批评会。每人必须写旅行日记和旅行报告，在返校后一周内交给校长。学生外出修学旅行时，火车、轮船(限统舱)、膳宿(每人每天平均不得超过6角)和行李费由学生负担。兹将武昌高师1916—1925年校外修学旅行情况列表如下:

武昌高师学生1916—1925年校外修学旅行一览表

体育运动。武昌高师十分注重体育运动，坚持将普通体操、兵操作为必修科目。1917年1月起，增加体育为必修课，1919年又增设了武术门。1914—1919年，每年秋季举行运动大会，春季则举行长距离竞走比赛，并两次派代表参加了武汉联合运动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1914年10月25日的第一届秋季运动大会和1915年5月2日的第一次春季长距离竞走，在湖北省亦为首创，对于克服中国社会的文弱积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