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武昌高师范学校的筹建及武汉大学校史新编

辛亥革命后，新生的共和国虽然在1912年初成立了教育部，并由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但蔡任职仅半年就被迫辞职。此后，执掌教育大权的教育总长走马灯似的更换，从1912年7月到1927年5月，教育总长更换了42人次，由此可见民国初年中国教育状况之一斑。蔡元培执掌中国教育虽仅半年，但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了破冰式的奠基贡献。科学和民主之风已经开始吹拂中华大地，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武昌高师)也应运而生。

民国初年，教育部拟将全国划为6大师范区并设立6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急需的师范人才。武昌高师是继北京高师之后，在京外率先建立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1913年7月10日部令开始招生，当年11月2日即正式开学上课。武昌高师能在3个多月从招生到开学上课，其时效之速，个中原因，与此前湖北自强学堂、方言学堂的办学基础以及创办人员有着很大的关系。

1913年4月，教育部次长董鸿祎代理教育总长，执掌教育部。6月，教育部派普通教育司司长袁希涛(字观澜)赴武昌筹备武昌高师。7月15日出版的《中华教育界》刊载一则《武昌方言校舍改设国立师范》短文，简要介绍了袁希涛筹备武昌高师的概况:

武汉居全国中心，交通便利，较胜燕京。近中央教育部拟就武昌开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以便各省学子负笈求学，业经教育总长派普通司司长袁希涛赴鄂视察，与民政长、教育司等接洽。因开办在即，且为节省经费计，拟就现成学校为校舍，当由袁司长与鄂教育司长时象晋面商，指定两湖师范学堂、前文普通学堂、前方言学堂三处校舍，请拨借一处。时当允其于文普通、方言两校择一拨用。兹袁已回京具报，昨民政公署接教育部电，以国立高等师范已决定于暑假期内开办，急需暂用现有之校舍。惟两湖学校，现正修理，作为鄂省自办师范，且已办有附属小学，自应无庸改让。查方言学校，地较清静，以施师范教育视［较］文普通校舍为宜，即希酌定，赐复云云。闻民政长当商都督，允其借用矣。

教育部为何在鄂省城众多学校中独选前方言学堂开办武昌高师?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利用原方言学堂校舍，节省经费。民国初建，百废待兴。教育部虽致力于振兴全国教育，而教育经费却捉襟见肘，还需借洋债以资维持。据程斯辉教授在《中国教育管理模式研究》中指出，1912年11月15日，教育部就开始借外债，“此后教育部借款不断。据有关资料统计，从民国四年(1915年)到民国八年(1919年)的五年间，教育部借外债12次”。此时期教育财务行政实同乞儿，部内职员的薪水也常常拖欠。在此“财政之艰，达于极点”情况之下，要筹建武昌高师，不得不“为节省经费计，拟就现成学校为校舍”。而原方言学堂校舍经过张之洞等10多年经营，其面积规模，符合筹办高等师范学校的需要。

第二，原方言学堂的校址“地较清静”，有利于教育教学。

第三，利用原方言学堂所保存的图书资料。原方言学堂的馆藏图书资料，早在自强学堂时期的1896年，中文书籍就有248种、“大小洋书”93本，此后经过15年的陆续增补，馆藏量已有相当的规模。兹据1918年著名图书馆学家沈祖荣和教育部的调查统计，在当时4所国立高师中，武昌高师的馆藏图书总量位列前茅并有特色。

在全国33所图书馆中，武昌高师的馆藏图书总量(24567册)及汉文图书(19680册)、西文图书(532册)数量位居第十四位，日文图书数量(4355册)居第一位。(www.xing528.com)

在14所学校图书馆中，武昌高师的馆藏图书总量和汉文图书数量，均居第三位，仅次于北洋大学(36460册和20000册)，每季度阅览人数居第八位，日文图书馆藏量居第一位。

另据1918年度教育部公报统计，当时4所国立高师(北京高师、武昌高师、南京高师、成都高师)中，武昌高师的馆藏总量、汉文图书数量、日文图书数量，均居第一位，仅西文图书数量居第四位。兹将1918年度4所国立高师馆藏图书情况列表如下:

1918年度4所国立高师馆藏图书情况表　单位:册

众所周知，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成都高师均由前清优级师范改建而成，唯有武昌高师是新设立的学校。武昌高师在经费拮据时能有如此大量图书，原方言学堂的图书补充应该占有一定比重。此说可从周大璞教授在武大毕业纪念册“校史”中的记述“民国二年教育部即其处(指方言学堂)建立高等师范学校。校舍图书多仍其旧，而规模稍宏远矣”得到印证。

第四，与教育部及湖北教育司有良好的人脉关系。时任教育总长董鸿袆，与蔡元培、鲁迅交往甚多，成为好友。教育部迁往北京后，董被蔡元培任命为秘书长，他还是自强学堂首任提调钱恂的乘龙快婿，且钱恂此时正在总统府任顾问。董鸿祎本人年青时曾随钱恂在武昌念书，对岳丈钱恂艰辛创办自强学堂及此后的方言学堂亦有所了解。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袁希涛是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极力主张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时任湖北教育司司长时象晋(1854—1928年)，字越皆，湖北枝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赴日本考察教育，著名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即在他家成立。1909年，他当选湖北咨议局议员，亲自参加了反对停办湖北方言学堂的斗争。他的三个儿子中，长子时功璧及三子时功玖，曾就学于方言学堂，为秘密运送《猛回头》等革命书刊，险遭逮捕。时任湖北行政长夏寿康(1871—1923年)，字受之，号仲膺，1903年中进士，1907年曾赴日本考察政治。1909年，他当选为湖北咨议局副议长，对于停办方言学堂的前因后果，更是了如指掌。夏寿康为官清廉，为民初发展湖北高等教育做出许多贡献，如批准拨发中华学校永久校舍，支持鄂省士绅共同组织倡议用原川汉、粤汉铁路所征收的湖北米厘税款设立武汉大学。此后，他又支持创办我国京外设立的唯一一所国立商科学校——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3年夏升格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7年并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考察以上参与筹办武昌高师的官员人脉关系，不难看出，政治上他们曾是反清积极分子，事业上都是教育行家里手，更由于经历了反对停办方言学堂的斗争，在新的形势下，自强学堂、方言学堂的薪火如何传承，成为他们的共识。有了良好的人脉关系，有了一致的共识，武昌高师仅用3个多月时间就开学上课，这不仅仅是利用了原方言校舍，更是为了使张之洞、钱恂等前辈的办学精神得以薪火传承。

1913年7月10日，教育部发出通告，武昌高师业经成立，招收新生120名，并命贺孝齐为校长。当时，校舍仍被武昌军官学校占用，经鄂督黎元洪和行政长夏寿康出面交涉，令其迅速迁出。11月29日，武昌军官学校与武昌高师办理了校产交接手续。贺孝齐于1914年11月辞职，校长由张渲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