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受张之洞派遣共有6名官员及教习先后两次赴日本实地考察教育，其考察所得，为改进湖北教育乃至推动全国的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首次被派往日本考察教育的是自强学堂总稽察姚锡光。1898年2月8日，张之洞委派姚锡光带领吴殿英、张彪、黎元洪、徐钧溥及自强学堂日文翻译瞿世瑛5人，随同宇都宫一道赴日本考察教育和武备。姚锡光一行在日本考察，历时两个多月，实地考察文武各学校、军营及议院、银行、工厂、公会等，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交流。姚锡光于5月8日返回武昌，6月10日，向张之洞报告日本学校大概情形，并对照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许多建设性意见。
在学制方面，姚锡光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现时尚无小学、中学之培植，而急于办陆军、专门等学堂，是“无山林渊薮，而求渔猎”。呼吁应迅速改变这种治标不治本之法，应大力兴办“举之甚易”的中小学堂，“不待十年，必焕然易观”。姚锡光的这份汇报，为纠正张之洞“头重脚轻”的教育决策失误，大力发展师范及中小学教育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此外，对于学生的缴费、文凭、生师比、课程设置、注重体操兵操、学外语的基础、出国留学条件等方面，姚锡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和精辟的分析。
姚锡光的上述手折及考察所得，于当年6月汇编成《东瀛学校举概》一书，并在1898年8月3～9日的《湘报》上连载，不仅引起全国强烈反响，而且还影响了“癸卯学制”的制定。(www.xing528.com)
第二次被派往日本考察教育的人员是自强学堂5名年轻的教习。1901年冬，自强学堂的汉文教习陈毅、胡钧、田吴炤、陈问咸、左全孝随同罗振玉赴日本考察教育。自11月4日由上海起航至翌年元月12日返抵上海，历时两个多月。其间，除了考察东京、京都等地的各级各类学校十多所外，多次与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伊泽修二等人，交换中国教育改革方面的意见，还沿途收集购买了日本的各种教科书、教育法规资料、理科实验设备、动植物标本等。在紧张的考察途中，陈毅等人还将罗振玉挑选的“教育书切要者”分头翻译出来。
罗振玉、陈毅等一行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受到张之洞的高度重视，不仅亲自接见他们听取汇报，而且命他们在总督府设讲座，连续10天为幕府、各学堂提调、教习及地方官员介绍日本教育的情况。此次考察的成果，即陈毅、田吴炤、胡钧翻译的日本教育章程，先后在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上陆续发表。据统计，该杂志自第1期至第45期刊载介绍日本教育法规近90个，其中28个为陈毅、胡钧所译，几乎占三分之一。此外，这次在日本所选购的各种教科书，也由陈毅、田吴炤分别翻译并出版。如木场贞长原著、陈毅翻译的《教育行政》一书，于1902年出版;十时弥原著、田吴炤翻译的《论理学纲要》一书，于190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6年又出版三卷附一卷本;小泉又一原著、田吴炤翻译的《教育学教科书》(师范简易科适用)，于1905年由译者自刊发行;高岛平三郎原著、田吴炤翻译的《师范学校教科书教育心理学》，初版于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05年出至第三版;中岛丰次郎原著、田吴炤翻译的《普通教育学要义》，于1903年由移山堂丛书社出版。
尤其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将考察所得即时翻译发表和出版，影响全国，而且结合湖北当时的教育状况，撰写出多篇变革教育的章程和意见。如胡钧撰写的《拟筹湖北学堂事宜草案五则》、左全孝撰写的《上广雅师帅论教育书》、陈毅撰写的《谨拟湖北现时各学堂办法》，先后在1903年的《湖北学报》上发表。这些草案、办法和意见，不仅被张之洞所采纳，率先在湖北推行，而且成为随后张之洞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雏形。因此，王国维说:“今日之奏定学校章程，草创之者沔阳陈君毅，而南皮张尚书实成之。”王小隐在《梦忉利馆随笔》中也说:“当时学制大纲，胥在所谓奏定章程者，煌煌四巨册，细大不捐。谈者谓系南皮张尚书手笔。政务之暇，休沐陶然亭，三日而成，足称工敏，虽设施未效，要亦不容深议。实则不然，此书之发其端者，为沔阳陈毅，浙人朱某助成之。为时亦仅半月，而中国学制粗具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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