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校史新编-曾广镕与自强学堂改革

首任总办蔡锡勇(1850—1897年)，是张之洞最得力的洋务助手，出生于福建龙溪(今龙海县)，字毅若，1867年于总理衙门同文馆毕业，后入总理衙门天文算学馆学习，后任美国、日本、秘鲁各国使馆翻译、参赞等。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蔡亦随同来湖北，署理江汉关，总办铁政局，主持创建汉阳炼铁厂、湖北枪炮厂、银元局、织布、纺纱、缫丝等局。他精通西语，对于天文、格致、测算学等尤为精晓;于西洋各国政治外交，亦畅悉其利弊，尤长于交涉;早在驻外国使馆工作期间，即留意当地工作人员用代号作记录的方法，回国后，结合中国的“音韵之学”，著成《传音快字》一书，首创汉字速记术;还将西方会计学较早传入中国，开创中国现代会计学之先河。

监督钟天纬(1840—1900年)，字鹤笙，江苏金山人。1872年入上海广方言馆肄业。1875年起任职于山东机器局，曾随李凤苞大臣赴德国，并“游历欧洲各国，考其政治学术及所以富强之故”。回国后，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翻译5年。1888年，任山东矿学堂监督。次年3月，经盛宣怀、王韬力荐进入张之洞幕府参加筹建汉阳铁厂。先在京山、当阳、大冶、兴国等地勘矿、勘路，后在铁政局帮办文案。1892年冬或1893年初，任自强学堂监督。著有《刖月集》、《格致课存》、《救时百策》等书，尤以《扩充商务十条》，最早提出建立国家银行。

首任提调盛春颐(1840—1919年)，字观曾，号我彭，江苏武进人，系盛宣怀之堂侄。以湖北候补道衔署理当阳县知县、湖北纱厂总办、汉阳铁厂总办等职。1896年4月卸任自强学堂提调。

次任提调钱恂(1853—1927年)，字念劬，浙江吴兴人。早年投身于薛福成幕下，1890年随薛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1895年，被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提前调回国内，在南京进入张之洞幕府，帮办洋务、军务。1896年正月随张之洞到武昌。1896年4月14日至1899年1月，接替盛春颐任自强学堂提调，为自强学堂的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成为自强学堂的实际总负责人。他对中西各国政治、律例、学校、兵制、工商、铁路博访精研，对国际形势尤有见地，被张之洞两次举荐，誉为“密宝知要”，“裁断敏速，能言能行”，“为今日讲求洋务，最为出色有用之才”。1899年1月7日，他作为留日学生监督，率领留学生赴日本，离开自强学堂。钱恂对武汉大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促成原方言学堂与国立武昌高师的衔接。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部长蔡元培等为振兴国民教育，计划在全国设立6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亦称6个师范区)。教育部于1913年决定在武昌迅速设立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在经费不多的情况下，武昌高师仅筹备3个月就开学上课，其速度之快与钱恂的支持不无关系。因为此时钱恂正在教育部任职，代理教育总长即是他的女婿董鸿祎。董鸿袆在武昌就学多年，对武昌原有教育基础并不陌生，为教育大计，董鸿祎亲自委派普通教育司司长袁希涛赴武昌考察选址，在3个候选校址中，很快确定以原方言学堂为武昌高师校址，使张之洞、钱恂创建的自强学堂得以薪火传承。

首任总稽察姚锡光(1857—?)，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早年为李鸿章幕僚，曾出使日本，后任天津武备学堂教习。张之洞见他精通兵法武备，于1896年正月调他来湖北筹建武备学堂。4月6日，受张之洞传见，张说因武备学堂“经费尚未筹划齐备，开办尚须时日”，遂委姚锡光为自强学堂总稽察，负责自强学堂的整顿改革。亲自起草自强学堂改革章程，安排课表，历经3月，大改3次;亲自参加整理学堂图书，分门别类造册登记。此外，他还亲自处理自强学堂改章后的善后诸事，为算学斋学生申请补发3个月的膏伙银，为自强学堂扩大校舍踏勘地址等。在此期间，姚锡光撰写了一本研究甲午战争的最为翔实的著作《东方兵事记略》，于1897年在武昌出版。其书分为《东方兵事缘起》、《东援兵事纪略》、《辽东兵事纪略》、《山东兵事纪略》、《海洋兵事纪略》、《东渡议和纪略》、《台湾兵事纪略上》、《台湾兵事纪略下》等篇。每篇附以论说，载以地图。”他还与王松臣合译英人《中日战纪》一书，并兼任两湖书院帮教。1898年2月，姚锡光受张之洞委派带领张彪及黎元洪赴日本考察学制及军事，并代鄂督聘请教习。回武昌后将考察的见闻写成《东瀛学校举概》一书。姚锡光的日本之行，不仅开创了甲午战争后中国官员考察日本教育的先河，其考察所得，为张之洞整顿湖北全省教育系统和参与制定“癸卯学制”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www.xing528.com)

提调程颂万(1865—1932年)，字子大，一字鹿川，号十发居士，湖南宁乡人(程千帆叔祖父)。少有文才，虽勤奋好学，但屡试未第，对科举制度遂无好感，而对时局新学甚为热心，曾自筹经费，创办湖北中西通艺学堂，颇有成效，因而获得了张之洞的嘉许。1899年，他由自强学堂总稽察升任提调，在自强学堂改为方言学堂后，仍为提调，在为学堂延聘教习、加强教学管理、兼办翻译西书等方面都做出重要贡献。程喜研词章，与自强学堂汉教习、清末著名词人况周颐过从甚密，撰有《十健词》一卷。毕生著述颇多，结集于《十发庵丛书》，其中保存有自强学堂的许多珍贵史料。

方言学堂时期，首任监督由武昌知府梁鼎芬兼任，后任监督由馨龄(1905年春至1911年)、曾广镕(1905年春至1911年)和陈衍担任。馨龄即裕馨龄，汉军正白旗人。曾广镕(1870—1929年)，字理初，号甄远，湖南人，官湖北按察使，系曾国藩之孙，其父曾纪鸿，著名数学家。会计兼庶务委员由冯台异担任。冯台异(1866—1908年)，字树侯，号复斋，河南唐河县人，系冯友兰、冯景兰、冯沅君之父。1910年6月(宣统二年五月)，李步青任教务长兼斋务长，尹集馨任庶务长兼斋务长，邱东阳、马毓京任监学。

“自强之道，首赖人才。”从上述自强学堂至方言学堂的行政官员的阵容中，不难看出张之洞要把自强学堂办成我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典范，培养“经世济用”新式人才的企望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