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处置日渐兴盛的义和团，慈禧始终表现出首鼠两端、游离不定的犹豫和彷徨，对西方列强的畏惧与仇恨使慈禧既不敢得罪洋人，又不甘心受气其中。蔓延京津，规模日甚一日的义和团运动使慈禧感觉民心可用，民力可恃；但其愈演愈烈、日渐激进的举动又令慈禧担心局面失控，酿成祸端。
慈禧游移不定的态度直接促使下面的王公大臣迅速分成“主和”和“主战”两派，相对应的，对义和团的态度也分为主剿和主抚两种。前者以枢臣荣禄、奕䜣劻、王文韶，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总理衙门大臣联元，以及地方实力督抚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主张镇压、剿杀义和团，满足西方列强的相关要求，以取得其谅解；后者则以端郡王载漪、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刑部尚书赵舒翘、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为代表，极力主张招抚义和团。
主战派的人大多是与光绪帝的废立、溥㑺的继位利益攸关的人物，本质上是因政治利益而聚集起来的小政治集团，其目的不过是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阻止列强继续支持光绪帝，进而将其废黜，使溥㑺㑺早日登上皇位。可以说这些官员是为了一己私利去扶持义和团的，既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也不是纯粹反帝爱国，在他们心中只有个人私利和团体政治的利益。然而，就当时的情形来看，主战派无疑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单是反对列强的主张就赋予他们天然的正义感。因其主张容易引发共鸣，故一时势力极盛。
慈禧作为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强力政治手腕的统治者，一向擅长利用不同的政治派系和权力团体来互相牵制，以寻求政治制衡，最终达到控制各方势力为己所用、巩固自身权力地位的目的。之前的恭亲王奕䜣䜣、李鸿章和翁同龢，以及之后的袁世凯、瞿鸿囥和岑春煊都充分领教过西太后这种娴熟老练的手段。此次义和团事件中，同样可以看到慈禧这一政治手腕的运用。
回到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宣战诏书，就其内容而言，与其说它是宣战书，不如说它是对国内发布的内部动员令。御前会议虽然决定宣战，但并未提到对哪国宣战，也从未将诏书送达任何外国政府，以至于在宣战诏书发出几天之后，盛京将军增祺专门询问清廷：“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传闻未得其详，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
可以看出，慈禧虽然极端愤怒于西方列强的若干行为，一气之下向各国宣战，但并没有完全冲昏头脑，而是边打边看，始终给自己留一定的后路，以便折冲其中。因此才有了虽然发布宣战诏书却不标明宣战国这样奇怪的举动，以及随后的表面上围攻各国使馆区实际上却围而不攻、暗中保护等荒唐可笑、自相矛盾的行为。
然而，义和团的发展和失控远远超出慈禧和主战派官员的预料，西方列强也不是省油的灯，绝非慈禧所能掌控。慈禧太后想要在这两股势力上寻求制衡是打错了如意算盘，无异于刀尖起舞，玩火自焚。之后，八国联军一路攻城略地，烧杀掳掠，十余万清军在区区两万列强联军面前一触即溃，土崩瓦解。最终，清廷落得个京城再次失守，慈禧携光绪帝“西狩”，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惨淡结局，其教训可谓至深至痛！
好在虽然中央政局一团乱麻，上层统治者昏庸荒诞，一些具有国际视野的地方要员尚能保持清醒头脑，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他们在清廷宣战后迅速抱团，以“伪诏”为由拒不奉诏，与西方列强达成“东南互保”，使得东南半壁江山得以免受战火摧残。
面对这样昏聩无能的上层统治者，难怪李鸿章在清廷宣战后发出“政府悖谬至此，断难挽救”“举国若狂，无可救药”的哀叹，并对自己能否出面收拾残局心怀忐忑：“荣［禄］、庆［亲王］尚不能挽回，鄙人何敢担此危局。各国兵日内当抵城下，想有一二恶战，乃见分晓。”
【编者按】
清朝危难之际，上到最高的掌权人慈禧太后，再到朝堂上的王公大臣，他们依旧想着如何争权夺利，丝毫不为国家安危着想，最终将这个古老的帝国推向了深渊。翁同龢尚可谓是“爱惜羽毛”，而慈禧太后等人则是真正的国家蛀虫，误国误民，难辞其咎！(www.xing528.com)
为了保护手中的权力，慈禧太后竟然不惜向“全世界”宣战，如今看来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那为什么慈禧这样的昏聩之人，会成为大清帝国的最高权力掌控者？最后一篇文章将解答这一问题，最终我们也将看到慈禧掌权的后果。
参考文献：
史料：
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
2. 北京大学历史系：《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
3.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华书局，2007年。
4.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57年。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论文：
戴海斌：《庚子事变期间的“南”与“北”——从南北函电来看奕䜣劻、荣禄的政治作用》，《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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