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与光绪帝主战动机差异：挑战李鸿章

光绪二十年（1894年）9月，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大清败局已定。慈禧太后召见翁同龢，要他去天津与李鸿章一起商讨，可否请沙俄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并保住朝鲜这个藩属国。

为什么要派翁同龢？因为翁同龢并不是只有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这一个身份，他还曾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可以说是大权在握。环顾整个朝廷，只有他能与李鸿章平分秋色，或者说是更胜一筹。

但是翁同龢拒绝接受这个任务，他说：“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且臣于此始未与闻，乞别遣。”慈禧说，那咱就不提联俄的事情了，你去天津问责一下李鸿章为何打败仗吧。翁同龢这才勉强答应去天津，但还是嘟囔着什么“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此时，日本陆军已经占领平壤，辽东岌岌可危。若辽东沦陷，日本下一步很可能会从海陆二路夹击京城。值此国难之时，翁同龢最优先考虑的居然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声名，而不是如何维护国家的生存，实在是令人齿冷。

翁同龢从天津回到北京后，向慈禧详述与李鸿章见面情形，并声称请俄国出面调停的事情“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这算是把所有谈和的担子都推到了李鸿章身上，自己落得个一身轻松。

而在此之前，7月底的时候，日本偷袭大清运兵船的消息传到北京，正是翁同龢强烈主战之时。作为老师，他的态度左右了光绪帝的决策，促使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对日宣战。但是，翁同龢主战的动机与光绪帝完全不一样，光绪帝主战，是为了保家卫国，翁同龢主战，却是想借此机会整一整李鸿章。

翁同龢极力主战，李鸿章极力主和，二人闹得不可开交。翁同龢的门生，同时也是李鸿章部属的王伯恭想调和二人的关系，便去劝翁同龢不要轻易开战，谁知翁同龢笑话他书生胆小。二人进行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王伯恭：“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

翁同龢：“合肥［即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www.xing528.com)

王伯恭：“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

翁同龢：“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蜷庐随笔》

也就是说，翁同龢真正关心的不是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存亡，而是要借中日战争检验北洋军力的成色，如果淮系陆军和北洋海军打得不好，那么他正好可以找到借口对其进行整肃，打击李鸿章。

平心而论，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已经急不可耐地要发动侵略战争，不管大清这边的决策是止戈还是动武，双方都不可避免要大打一场。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日本在出兵之前就已经做出进攻朝鲜的内阁决议，并提供经费保证。发动战争的主动权在日本，不在大清，所以翁同龢不应该因为“主战”而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背锅。另外，笔者也不认为翁同龢是因为跟李鸿章有私怨才处处掣肘北洋海军。事实上，作为只懂四书五经的传统知识分子，翁同龢主管户部，面对清廷入不敷出的财政情况，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节流，而不是开源。但是节流又不能节老佛爷修园子的钱，结果就只能在军费上省钱，实际上他停止的不仅是北洋购买洋枪、炮弹、舰船、机器的经费，还有南洋的军费。他跟李鸿章的不和，其实主要原因还是二人政见不同，私怨只是掺杂其中的一小部分。

但是，翁同龢确实是把国家大事当成了自己政治斗争的工具，他在主战时既没有想过北洋海军官兵的身家性命，也没有想过宗庙社稷的安危。一个朝廷肱股之臣却有这样阴暗的心理，试问，清朝的国事怎能不败坏？可以说，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里，少不了翁同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