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很早就见识过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李鸿章曾经语重心长地说：
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复王壬秋山长》
这段话是他立志以洋务运动来拯救国家的真实心理写照。
为此，他积极推动以“自强”为目标的中国近代工业化之路，为此不惜与各种守旧势力展开斗争。例如，同治十年（1871年）末，内阁学士宋晋上书清廷，抨击洋务派官员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糜费太重”，建议立刻裁撤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及附属学堂。当时李鸿章挺身而出，联合曾国藩、沈葆桢及左宗棠等洋务派封疆大吏为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辩护。李鸿章上奏皇帝，提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兴立，终不得强矣”。最终，他取得了胜利。
但是，李鸿章推动洋务运动，也不是仅仅为了救国救民一个目的。他深知创办新式工业项目有助于扩大自己的地方权力，巩固自己说一不二的地位。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指派唐廷枢策划修建唐胥铁路。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是解决开平煤矿运输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限制了煤矿的发展。开平煤矿所产原煤，主要销往天津。唐山距天津约240里[1]，原煤从陆路运往芦台，然后改为水路，从大沽口入海到天津，运费高，需时长。如果从唐山至芦台修建铁路，用火车运煤，定能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
到了光绪十四年，李鸿章又建议把唐山—天津铁路西延至京师附近的通州，对朝廷宣称的理由是方便军队和给养的输送，能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然而，他的实际打算是日后把唐山铁路伸至山海关。如果这一计划实现，李鸿章就能将东北地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所以他提出建设津通铁路，真实目的也是获取经济收入，来支持铺设山海关方向的延伸部分。
中央政府的部分官员表示强烈反对，因为把铁路延伸到京畿，虽然有助于快速调军进入京城，但是不要忘了，这些军队大部分是效忠李鸿章的。不过，李鸿章最后依然取得了胜利，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清廷照准，并将建设卢汉铁路的200万两资金拨给了他。
另外，李鸿章在几乎所有的自强项目中都安插了亲信，不管这个亲信是否真的有能力来主持项目。最典型的就是李鸿章任命自己的嫡系、淮系将领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近代海军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专业军种，指挥军官需经多年的专门训练，而丁汝昌几乎不懂海军，更要命的是，他也没有很强的学习欲望，领兵十五年始终未能认真学习海军业务。他的心思用在了其他地方，比如在刘公岛上起盖铺屋出租，收取租金；甚至“与方伯谦同溺一妓，妓以丁年老貌劣，不及方之壮伟，誓愿嫁方，丁百计经营无能如愿”，闹得鸡飞狗跳。
虽然丁汝昌一百个不胜任，但是他忠于李鸿章，李鸿章放心地把北洋海军交给了他。此时，李鸿章考虑的是牢牢掌控这支亚洲最强大的舰队，作为自己呼风唤雨的政治资本。他在临死前说：“洋人讲势不讲理。”“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事实上，正是他过度的掌控欲望，害了北洋海军。
在经济上，李鸿章任用亲信盛宣怀，控制着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企业。光绪十八年（1892年），盛宣怀更被李鸿章任命署理天津海关道，该机构于同治九年（1870年）应李鸿章的要求而设立，负责洋务、防务和关税征收。盛宣怀对李鸿章感恩戴德，立誓效忠，“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通过盛宣怀的机构，李鸿章控制了向京师供应物资的主要口岸的商务和收入。可以说，李鸿章通过盛宣怀掌控了朝廷在京畿地区的经济命脉，进一步削弱了朝廷的威权。
反过来，李鸿章也一直对中央政府要自办洋务的计划虚与委蛇。同治四年五月，慈禧命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设机器局，要求李鸿章协助为天津方面仿制和购求机器，目的就是建立由满人勋贵直接控制的新式军工企业，打破汉族官僚的垄断，借以扭转朝廷外重内轻的局面。李鸿章看穿了慈禧的真实用心，“隐寓防患固本之意”，故态度敷衍。他先说崇厚是外行，“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又说一时半会儿搞不定，“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最后拖了很长时间，眼看实在是拖不下去了，才慢慢吞吞地帮助崇厚筹办。
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李鸿章抱怨：
书生坐谈误国，可为浩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www.xing528.com)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复朱九香学使》
但是从慈禧太后积极筹建天津军火机器总局一事来看，“秉钧执政”并非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顽固守旧，不愿“师夷长技”。相反，李鸿章对于中央政府的洋务计划却敷衍塞责。
正是靠着紧握手中的实力，李鸿章才能一直站在风口浪尖，成为大清帝国政坛上的不倒翁。
【编者按】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中，李鸿章的争议是最大的。一方面他创立北洋、力推洋务，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极大贡献；另一方面，他任人唯亲、打击异己，为人诟病。究其原因，李鸿章所作所为无不是为了维护手中的权力。若没有大权在握，李鸿章又如何能办洋务、建海军？但是，为了权力，李鸿章又排斥异己，阻止政敌发展洋务，最终自食其果，在权力的争夺中葬送了亲手组建的北洋海军。可见，权力这把双刃剑，在李鸿章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鸿章在晚清官场的权力角逐中，有一个劲敌，那就是上文提到的张之洞。同为中兴名臣、洋务干将，还创立了“南洋”的张之洞，与李鸿章比起来究竟谁的历史功绩更大？下篇文章我们将一览南洋大臣张之洞在晚清官场上的表现。
参考文献：
史料：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
专著：
1.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2. 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3.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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