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历史荣耀：农民运动威胁与政府合作

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事，掀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不到一年，这场农民运动便席卷半个中国，一度将大清帝国推向灭亡的边缘。如果不是汉族官绅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组织团练，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那么江山恐怕早已易主。

太平天国被剿灭以后，清王朝的大一统已经名存实亡。中国东南的富庶地区如两江、闽浙等，都被汉人为主体的湘军、淮军系统所把持，清朝皇室已经没有多少发言权。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似乎已经有了两个政权系统，一个是慈禧太后主导的“中央政府”，一个是李鸿章主导的直隶“北洋政府”，可能后者的实际权力比前者还要大。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曾评论李鸿章：“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儿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最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观察局势变化。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而慈禧太后手下能够制衡李鸿章势力的，只有一个掌控华中的张之洞，而张之洞未必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

湘淮军功集团控制内地至少三分之二的地区，清廷无力控制，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地方财政税收大多不上缴中央，曾代表户部在各省征收赋税的布政使无人问津。传统的田赋和杂税虽然还由布政使掌管，但是随着封建经济的整体衰落，以及土地兼并等问题的出现，这些税收金额已经没有多少。而同时代的日本，田赋占政府岁入的94%，直到19世纪末依然占到50%以上。这使得日本的明治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中央的统治，无须看地方的脸色，可以有效率地推进各项改革措施。

晚清真正的大额税收是厘金，而这些钱基本上都被地方留用了。根据中国近代史学者罗玉东先生的估算，晚清实际征收的田赋和厘金，可能只有20%～25%上缴给了中央。清廷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做出很多尝试，比如加强中央对鸦片商的控制、减少官员的薪俸、征收高额罂粟税等等，但是这些措施往往收益微小，而且也极不可靠。加上慈禧太后也不像道光帝那样“勤俭节约”，生活奢侈无度，更加剧了中央政府的财政糜烂。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总是陷于财政上的窘迫境地，有的时候不得不向外国借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左宗棠西征，清廷拿不出钱，只好向通商口岸的外国商号借债。由于财政制度已衰败，清廷无法有效行使中央权力，只得坐视李鸿章等地方大员做大做强。李鸿章通过有策略地安排丁日昌等亲信作为代理人，几乎独掌了大清帝国北半部的外交、海关税收、武器生产等大权。(www.xing528.com)

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朝廷其实根本无法驾驭李鸿章，只能重用，以此来维持形式上的统一和皇家表面上的威权。李鸿章也懂得投桃报李，尽管他手握当时中国最精锐的海陆军部队，要颠覆清廷的统治易如反掌，但他选择了对慈禧太后的胡作非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未想过取而代之。对于这一点，清廷统治集团当然心知肚明。就这样，中央政府与“北洋政府”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合作、妥协关系。

直到清廷鱼烂河决之时，李鸿章也依然没有选择去打破这种合作、妥协的关系。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时，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担心万一两宫殉难，政局大乱，便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李鸿章大总统”的方案，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而孙中山的老师何启也曾建议李鸿章留在广东，与兴中会等革命党合作建立共和国，“割据两广，叛清独立，自任总统”。

然而，李鸿章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依然选择北上去收拾慈禧太后留下的烂摊子，与八国联军展开屈辱的谈判。李鸿章到北京，全无谈判筹码，只得与各国签订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李鸿章为了维系这份微妙的合作、妥协关系，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