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要跟“夷人”签订《南京条约》，道光帝一开始是非常不爽的，他愤愤不平：
览奏忿恨之至。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非仅为保全江浙两省而然也。该大臣［指耆英］等所称可救燃眉，是徒知救急于目前，未计贻忧于日后。
——《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十九
那么，道光帝本人在骂完耆英等人“未计贻忧于日后”之后，是如何为日后打算的呢？他首先打算的是：自己割地赔款，无颜面对大清的列祖列宗，所以死后不再入太庙。这还算好，至少道光帝还知道自己要为战争的失败和屈辱的条约负责。不像以后的西太后，明明庚子国难是她一手造成的，结果她逃到西安后，居然厚颜无耻地从当地搜刮三千车珠宝，然后风风光光地回到北京，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去参加迎神庙会了。
不过，自责之后，道光帝似乎没有什么积极的作为。他没有选择像林则徐那样研究洋人的报刊、书籍，因此对天下大势依然一头雾水。而那些头上雾水相对少一点的官员，也都明哲保身，不置一词。比如，广东巡抚黄恩彤在《抚夷论》中提出，“该夷之船坚炮烈，断难力敌，亦无术破”，中国即使造炮制船，也是“万万不及”，“无制彼之术”。然而，他未曾建议朝廷效法西方造坚船利炮。林则徐虽然收集了外国的资料，但也只是交给了好友魏源，并没有向道光帝倡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因为他怕道光帝再说他利用洋人来恫吓皇上。最后是魏源在林则徐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写成了《海国图志》。
唯一的例外是徐继畬。道光帝让身为广东按察使的徐继畬编撰介绍海外情况的书籍，由此，徐继畬开始广泛收集海外资料，历时六年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完成《瀛环志略》一书。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畬不仅详细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可惜，这个时候道光帝已经快到生命的终点了。这本书没有对道光帝产生任何影响——恐怕这么长时间过去了，道光帝自己都忘了。
因为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有多优秀，所以根本不会产生学习别人的欲望，没有欲望，就只能得过且过。道光帝曾指示各省督抚，“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但是，可以想象，当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炮弹再次落在中国的领土上时，清廷使用的那些过时的观点和无效的政策，该是多么无裨于事和危险。
在道光帝的领导下，从鸦片战争结束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之间的十四年（后六年是咸丰帝在位，但是他继承了道光帝的无所作为），中国军队几乎没有任何变革，依然在用大刀长矛以及鸟枪抬炮，而西方英法等国的军事力量却在进一步增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普遍装备了米尼步枪、阿姆斯特朗炮和康格里夫火箭，单位投射效力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英军的数倍。
除了外来的危险，清朝内部也已经岌岌可危。为了应付由鸦片战争和赔款带来的财政拮据，道光帝开始增加农民的税赋，致使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的日子本来就过得很贫苦了，哪里交得起更多的钱？然而，州县的催逼急如星火，关押拷打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
总体而言，鸦片战争之前，道光帝因小失大，鸦片战争之后，道光帝只是对签订《南京条约》感到痛苦，却没有学习西方，以改革清军、提高清军作战效能。虽然几个沿海省份在19世纪50年代获得了一定的西洋武器，但是就连北京各旗的精锐“火器营”，对枪炮训练的重视程度也远不及弓箭训练。
制度的作用固然很关键，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国家领袖在历史进程当中的作用。
勤俭节约固然是美德，但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对于能够轻轻松松“先赚他一个亿”的家族来说，勤俭不是最重要的。想要制定游戏规则，想要选对人、用好人，在潮起潮落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的不仅仅是盯紧自己家的钱袋子。而对于一名国家领袖来说，最关键的就更不是勤俭节约，而是战略决策能力，集中力量办成大事。19世纪鸦片战争的重锤，给了道光帝睁眼看世界的机会，清朝雄厚的家底也给了道光帝跟英国“掰腕子”的资本，只可惜他没有世界性的眼光，看不到发展的趋势，让清朝活脱脱荒废了十四年，直至更加严重的灾难到来。
道光帝或许到死也在疑惑，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何我们输了……
【编者按】
道光帝的这个疑问，恐怕也是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疑问。此时，这个古老的帝国还全然不知，这场规模不大的“夷人”入侵，竟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分水岭。此后的大清王朝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两千多年帝国的命运，将在这场变局中走向终点。本书的最后一篇，将见证大清帝国乃至中国古代帝制的终结。(www.xing528.com)
参考文献：
史料：
1. ［清］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2. 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东方出版社，2014年。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专著：
1.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2. 任复兴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 ［美］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尼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周辉荣译、杨产新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注释】
[1] 据沈括《梦溪笔谈》：“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1石为10斗，宋代1斤约为今640克，则1斗约为今5.9千克。而据北宋庆历年间的考试，步射“一石五斗以上七中为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为第二，九斗以上三中为第三”；马射“弓一石以上八中为第一，九斗以上七中为第二，八斗以上五中为第三”。——编者注
[2] 宋代财政统计中，往往将官府所收到的各种货币赋税和实物赋税的数字单纯相加。《宋史·食货志》载：“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贯）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因此将各项数字相加，相应的单位就是“贯石匹两”。——编者注
[3] 东坝位于今江苏南京市高淳区东，是明清时期防止胥溪河水患、保障漕运的重要水利工程。——编者注
[4]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8页另谓“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军费开支在3000万两左右”。——编者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