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时运、铁血与霸业：林则徐与中国海军的建设

鸦片战争之后，凡是上过战场见识过英军坚船利炮的官员，都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林则徐意识到，中国必须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建军方案。他计划中的水师规模为“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当然，只有船不行，船只是作战平台，还需要配套的大炮。林则徐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即南宋名将岳飞、韩世忠］束手，奈何奈何！

——《致姚春木王冬寿书》

那么大炮如何才能“得用”？林则徐认为，战舰上的大炮必须“铸法练兵，皆与外洋相同”，“其大要总在腹厚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可见他对西洋大炮，尤其是滑膛炮的细节有所研究。

然而，那些没有亲身跟西洋坚船利炮打过交道的官员，很难理解中英之间的巨大军事差距，因而也不会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想法。他们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产生什么焦虑，反而都有一些莫名的乐观。

《南京条约》的签约代表牛鉴等人，在呈给道光帝的签约报告中说：“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

福建巡抚刘鸿翱说：“臣莅闽四载，略识夷情，今之英吉利不同于前明倭寇。倭寇志在虏掠，英吉利志在通商。该国去中国八万余里，彼断不于八万里以外或有他图。彼亦知即有他图，亦断不能据守。”

广东巡抚黄恩彤在《抚夷论》中写道：“中国之所以控制而羁縻之者，惟在通商……其国中一切经费全资商税。其所以以兵犯顺者，非谋逆也，图复其通商也。”(www.xing528.com)

两广总督徐广缙也说：“驭夷之道，不外羁縻。”

这些封疆大吏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仅仅视为要求通商，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英国是要把中国纳入其全球体系，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渗透、改造中国，比如，强行打碎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和华夷观念。

鸦片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五口通商、割地赔款那么简单，它意味着西方现代文明试图全面压制中华文明的开始。而这些封疆大吏，都没有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以为只要能满足西方人通商的要求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而且，有些官员虽然意识到了中英之间的军事差距，但是毕竟没有真正在战场上与英国人交锋，所以他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思路，就是从传统中找方法，比如“羁縻”。问题是，羁縻对付那些文明程度落后的“蛮夷”有用，不代表就对英国等西方国家有用。

当然，清廷能不能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最终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即道光帝的决定。但是，很遗憾，道光帝与努尔哈赤等清朝创始人不同，他久居深宫，从未亲临任何战场，包括鸦片战争的前线。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道光帝令福建总兵达洪阿等人审问英军俘虏：

该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是否授自国王？抑即由带兵之人派调？着达洪阿等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毋任讳匿。

——《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

中英已经开战两年了，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道光帝对世界的了解程度实在让人无语——他对敌人几乎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