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主中原伊始，面临着较为复杂的政治形势，对于钱粮蠲免的态度颇为审慎。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议定，某地受灾程度达到八、九、十分（损失在80%～100%），免除十分之三的赋税；受灾在五、六、七分（损失在50%～80%），免除五分之一的赋税；受灾程度在四分（损失在40%～50%），免十分之一赋税。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这一规定反而更加严苛，受灾损失在五分以下不算作“灾”；损失达六分，免除十分之一赋税；损失达七、八分，免十分之二赋税；受灾损失在九、十分，才免十分之三赋税。康熙初年的工部尚书傅维麟曾向朝廷上书表示：“然而灾至十分则全荒矣，田既全荒，赋何由办？”既然已经近乎颗粒无收，赋税谈何而来？然因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傅维麟的上书未被朝廷理睬。
清廷放宽税收减免政策是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实现的，而大规模的普免钱粮则要迟至康熙中晚期。康熙四十九年，康熙帝下达上谕，普免天下一年的钱粮，由于社会从动乱中恢复并没有很长时间，当时的财政状况还不是非常乐观，所以康熙帝采用了每年蠲免几个省份的钱粮，在三年内于全国轮转一周的办法，来达到普免钱粮的效果。本次普免钱粮共免除当年赋税2780余万两白银，历年积欠银420余万两，共计3200余万两白银。而根据《清实录》记载，当年朝廷的田赋收入总共才有2900余万两，可见减免的赋税已经相当“大方”了。
雍正朝十三年，清廷再未实行普免天下钱粮的政策。等到乾隆帝即位，清朝统治步入全盛时期。为了彰显“皇恩浩荡”，乾隆帝决定效法爷爷康熙帝，再次普免天下钱粮，他分别于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五十五年及嘉庆元年（1796年，这次普免与乾隆帝禅位同时实行，决策者与实行者仍旧是乾隆帝）五次普免天下钱粮。(www.xing528.com)
除了普免天下钱粮，乾隆帝还三次全免南方漕粮。乾隆一朝，全国普免的白银高达1.1亿余两，粮米超过1200万石。要知道，当时清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不过4000万两。这就引来了一个问题，那么多次普免天下钱粮，清廷难道不会缺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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