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一个能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人，他身上具有革命家那种睥睨一切、傲视四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气质。这样的王安石，与当时朝廷上那些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大臣们比起来，简直就是另一个次元的存在。正是因为王安石这种立志改变现状的魄力和不顾一切的决心，让同样热血沸腾的宋神宗对他相见恨晚。但是，这种性格用在革命上还好，若要用在改革上，就很不适宜。革命需要激进，需要霹雳手段，但是改革需要渐进，需要春风化雨，步步为营，慢慢推进。司马光曾对宋神宗说：“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然而，王安石显然是等不了慢慢推进的，他需要的是一步到位、立竿见影的效果。
王安石将青苗法在地方上推行的效果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但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他也只能根据青苗钱发放了多少、收回了多少以及赚了多少利钱之类的数字来判断青苗法的推行效果。他向下级官员下达贷款指标，全然忘了这与他自己制定的百姓“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的原则相冲突。
在这种将青苗法推行情况列入官员考核的思想指导下，纸面数据漂亮，王安石则认为该官员积极推行新法，给予提拔和重用；纸面数据难看，王安石则认为该官员消极推行新法，给予降级或罢黜。如此一来，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为了登上更高的阶梯，必然会刻意迎合王安石。于是，形式主义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并且愈演愈烈。
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很多地方官员只能强迫农民兄弟贷款。如果农民兄弟说咱今年收成好，不需要贷款，那么官员们就“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除此之外，有些地方还强迫富人为穷人做担保。一旦穷人无力归还贷款，那么富人的财产就将被地方官府剥夺，这想想都可怕。韩琦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说：
故自敕下以来，一路州县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上户不愿请领，只据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愿请者支俵，则实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
——《忠献韩魏王家传》卷八《乞罢河北四路安抚使》
人家韩琦还真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实话实说。尽管王安石还规定青苗法的利息只能是二分，但是地方官为了保证贷款本利的回收，让上交给朝廷的账面数据好看，私自提高了贷款利率。有的地方贷款利率甚至超过了民间机构的高利贷，可谓是丧心病狂。
为了收到足够多的本利，地方官员对无力还贷的借贷者“行刑督索”，“或举县追呼，或排门抄札”，“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所作所为跟敲寡妇门、挖绝户坟差不多一样缺德。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至七年三月，天大旱，一时间民不聊生：“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糁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在这种情况下，流民们还要“身被锁械，而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
全国各地官府齐心协力的结果，就是国库充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散发的青苗钱为11037772贯石匹两[2]，回收13965459贯石匹两，利息钱为2927687贯石匹两。国家财政赤字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是漂亮的账面数据背后，是全国的富人们变成了穷人，穷人们变成了卖身还债的人——估计下一步就会变成水泊梁山的人。
这种不正常的放贷、收贷模式，虽然能在地方官员的集体操作下，获得国库充盈的良好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必然无法持久。青苗法虽然在元丰六年取得“大丰收”，但在之前的元丰三、四两年间，出现了贷多收少或贷、收都下降的情况，元丰四年贷款甚至出现亏损，高达1986515贯石匹两。白纸黑字的数据表明，青苗法的实施，已经严重动摇了国本。
前面提到的郑侠本是王安石的学生，他在目睹青苗法给民间带来的危害后，曾给王安石提过“保留意见”，但是王安石没有回复他。于是，郑侠就写了一首讽刺诗：
何处难缄口，熙宁政失中。
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
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
君门深万叠，安得此言通。
——《和荆公何处难忘酒诗》
然而雄心勃勃的王安石，此时已经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包括宋神宗。对王安石的这种性格，司马光曾做过一个公允的评价：“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
此时，如果宋神宗再不令行禁止，那么大宋的江山用不着等到金兵打过来就得垮掉。于是，宋神宗在没有与王安石商量的情况下就暂罢青苗、募役、方田均税、保甲等法令，这让王安石非常失望。他向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如煮羮，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即羮何由有熟时也？”
有宋一代，想把汤煮熟确实不容易。在王安石之前就有过范仲淹的政治改革，结果一样是煮不熟的汤。范仲淹的政治改革方案解决不了“三冗”的体制问题，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方案解决不了国库的亏空问题，北宋朝廷虽然还有变法革新的动力，却没有了变法革新的空间。无论是国防上的虚弱，还是民生上的困顿，北宋朝廷都已经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矛盾愈演愈烈。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没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难，正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
即便是宋神宗这样的明君和王安石这样的能臣，也无法阻止宋朝走向衰落，这一切真的是历史的悲哀。(www.xing528.com)
最后以王安石的一句诗作结吧：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明妃曲二首》
【编者按】
王安石作为一名改革家，他敢于向制度挑战的勇气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值得我们敬仰；但是他在变法过程中操之过急的手段给后人留下了深刻教训。最终，受时代和制度的限制，王安石的变法还是失败了。而为了变法，北宋朝堂之上出现了激烈的党争，终至亡国。
人们经常把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对比，以总结前者失败、后者成功的原因。同样是变革经济制度，为何张居正的改革就能成功？要了解张居正改革成功的原因，就必须了解之前明代的一场改革，这场改革名气不大、范围有限，却至关重要——因为它为张居正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而这也是张居正改革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那么，这场为人所忽视的改革究竟是什么？下篇将见分晓。
参考文献：
史料：
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2. ［宋］王岩叟：《忠献韩魏王家传》。
专著：
1. 邓广铭：《王安石》，香港三联书店，1953年。
2. 樊树志：《国史概要》，香港三联书店，2006年。
4. 漆侠：《王安石变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论文：
1. 傅允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王安石青苗法与免役法再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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