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宋朝如此慷慨地“以养兵来救助破产民众”，代价就是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刑部郎中王禹偁上奏，建议“简锐卒，去冗兵”。到了宋仁宗时，冗兵问题更加突出。据学者统计，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军费开支每年约3257万贯，比真宗时岁增约2000万贯，给北宋朝廷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宋仁宗时，蔡襄曾一度掌管中央财政，抱怨财政被军费绑架，“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北宋中期的军费开支占到了财政开支的60%以上，所以虽然后世常常吹捧宋朝经济发达，但经济发达并不等于财政宽裕。蔡襄对宋朝财政困局的总结可谓一针见血：
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国朝诸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八《上英宗国论要目十二事》
养兵简直成了财政“黑洞”，大量的财政资源被耗在军队里，民困财乏，国事维艰。
这种情况下，自然有不少人建议裁兵。仁宗时宋夏爆发战争，宋朝军队扩编到了125万，朝廷不堪重负，枢密使庞籍奏称：“世养兵务多而不精，请与中书议拣汰之法”，并建议“汰其罢老者”。嘉祐七年（1062年），宰相韩琦又上言建议：“诏枢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陕西、河东及三司榷货务，岁入金帛之数，约可赡京师及三路兵马几何，然后以可赡之数立为定额，额外罢募，缺即增补，额外数已尽而营数畸零，则省并之。”
在群臣纷纷呼吁下，宋仁宗对兵额有所裁减，但每次裁军不过“数万人”。实际上，在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余年里，冗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这套募兵制的制度设计始终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毕竟“养兵”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打仗，而不是解决就业问题，北宋的军队战斗力弱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契丹、西夏屡战屡败的尴尬局面，绝不是几句漂亮话能遮盖过去的。
北宋朝廷养了80万禁军，为何在对辽、对西夏的战争中打不了胜仗？宋人自己也在总结经验教训。知谏院范镇在所上《论益兵困民》的奏章中承认，朝廷养的兵多半是老弱怯懦之辈，本来当兵就是为了拿个编制、混口饭吃，怎么会有心思去打仗？老兵油子一多，还会带坏风气，劣币驱逐良币，本来骁勇善战的“愣头青”也会跟着油滑起来。宋朝这个养兵策略既宅心仁厚又花费巨大，到头来却养了一帮酒囊饭袋，根本起不到保家卫国的作用。
再者，宋朝军事制度的顶层设计也有问题。为了防止地方军队尾大不掉，朝廷发明了一套“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更戍制，各地禁军每三年左右变更一次驻防地，最大限度防范将帅拥兵自重，预防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悲剧重演。只是这套逻辑预设的前提是天下太平。一旦打起仗来，如果兵将彼此不熟悉，就会出现指挥不畅、号令不行的情况。(www.xing528.com)
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北宋与西夏进入了长期军事相持状态。在这次长达数年的大战役中，总以宋军吃败仗为多。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亲历前线的战况，生动地吐槽了宋军与西夏军的战斗情况：
主将用兵，非素抚而威临之，则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适值贼至，麾下队兵逐急差拨，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
而西夏军队的组织程度和纪律性，与宋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贼首领，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举手掩口，然后敢食，虑酋长遥见，疑其语言，其整肃如此。
——《国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二《上仁宗兵策十四事》
还有，就是军队的训练问题。《水浒传》里勤勤恳恳工作的80万禁军教头林冲，业务能力虽强，却还是被“官二代”略施手腕给挤对走了。这虽是小说情节，但确实反映了宋朝军队缺乏良将练兵的情况。骑兵作为军中精锐，本来应该经过充分的训练，可根据田况的描述，与西夏作战的北宋骑兵有的不能披甲上马，有的骑马时挽弓不过五六斗，[1]有的射箭只会放空箭，有的骑马走一二十步就坠马……这样水平的骑兵去跟西夏精悍且号令如一的骑兵对抗，安能不败！
苏辙也很不客气地指出朝廷募兵制的诡异处境：
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即西夏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
——《国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上神宗乞去三冗》
朝廷用高官厚禄养活的禁军都是酒囊饭袋，西夏兵一听是北宋的“正规军”来了，都高兴地“举手相贺”，简直活生生地打脸宋朝的募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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