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制度设计上常有过人之举。
宋朝处于中国社会大转型时代，学界以“唐宋变革”来突显其变革之猛烈程度。大变革时代意味着方方面面的破旧立新，唐朝以前的权力结构由贵族主导，跨阶层流动较为困难，而宋朝以后贵族阶层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科举制”引领下的士大夫阶层；唐朝以来的藩镇割据问题被解决，武人朝廷成为过去式，文官获得了对政治的绝对掌控力；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宋代彻底转向了南方，“南强北弱”的格局延续了千年；朝廷放弃了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简单化思维，通过赋税关系的调整，容许农民流动和土地交易……
但是，大变革时代并不意味着阳光普照大地，有顺应时代浪潮破浪前行的人，也有一些跟不上脚步掉队的人。比如，在农村地区，地主不断兼并土地，农村金融在高利贷的推波助澜下十分汹涌，大量的农民像教科书中描述的那样破产，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失业农民，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在任何时代，稳增长、保就业、促经济都是政府的天然职责，宋廷也面对着“保就业”的压力：这么多无地的农民该怎么办？农民失业了、破产了该如何保证生计？
之前历朝的统治者无外乎高呼“抑兼并”的口号，打击富豪地主，让既得利益群体让一点儿利给破产边缘的农民，将自己塑造成跟农民在同一条阵线的形象。但宋朝有个特殊的治国理念——“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士大夫群体十有八九都是有田有地的地主。庙堂里的士大夫本身就是江湖里的大地主，要让士大夫制定政策去打击自己的利益，有些异想天开。
所以，宋朝就走上了一条中国历史上十分“开脑洞”的道路。宋廷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魄力，把这些破产、流离失所的百姓，纳入国家编制，让他们去参军，从此吃上财政饭、端起铁饭碗。朝廷没有把失业百姓推给社会自己消化，也没有故意激化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而是选择自己“硬扛”下来，如此有“良心”，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太祖赵匡胤似乎对于这个募兵政策十分得意，在与开国元勋们吹牛的时候，将它吹捧为“当今之大事可以为百代利者”，想着自己可以流芳百世。赵匡胤打的算盘是，灾荒年份，老百姓会起来反叛，而军队中端着铁饭碗的将士不会反叛；太平岁月里万一发生兵变，老百姓过着安稳日子肯定不会支持——世间安得两全法，唯有宋代搞募兵。
只是赵匡胤没想到这个“百代利”的养兵政策，却让北宋朝廷下了血本。据统计，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全国军队总额37.8万余人，其中禁军马步19.3万余人；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全国军队总额125.9万余人，其中禁军马步82.6万余人。也就是说，从968—1041年这短短的73年中，北宋军队增长了约3.3倍，其中归北宋中央直接掌握的禁军增长了约4.2倍。
说白了，北宋朝廷是在拿着天下百姓的赋税做一件事，既不去得罪士大夫群体让他们退还侵占农民的土地，又不去得罪破产百姓断了他们的生路，到头来朝廷只有打碎牙往肚子里咽，把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供养起来。(www.xing528.com)
不管后代的人怎么批评北宋的冗兵政策，北宋的失业农民都是举双手赞成这项政策的，因为他们体会到朝廷无微不至的关怀。
宋代冗兵政策的弊端后世评论已多，机构臃肿、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等等。但批评者往往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宋人设计的军事制度不仅仅着眼于军事层面。
南宋官员朱弁曾吹捧说：
艺祖［即太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也。
——《曲洧旧闻》卷九
宋人自己都指出了这套制度设计“别出心裁”，宋朝的军事制度其实是为了控制“无赖不逞之人”，哪些人是无赖不逞之人？无恒产者无恒心，大多数还是缺乏稳定生计的破产农民，有的流落到城市，有的被迫落草为寇。
于是，宋朝的军队就相当于一个社会的蓄水池，把不稳定因素都汇聚到军事系统里，通过军事系统强大的管控能力，来降低这些破产农民的危险，谁又能说这不是一套精妙的设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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