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在这场争论中针锋相对。汉族士大夫有自己信守的理念，基于儒家的观念和王朝历史，他们强调，皇帝应该“居深宫，严宿卫，与宰臣谋治道”；而乾隆帝则从“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的角度，将巡幸狩猎视为清朝政权稳固的重要因素。
双方都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乾隆帝毕竟是皇帝，斗争手段老辣，总有办法让人信服。
孙灏说，索岳尔济离京城太远，害怕出意外。这话本来是关心乾隆帝的“贴心话”，没想到，气头上的乾隆帝根本不理这茬儿，劈头盖脸地问，索岳尔济难道不是大清的国土？此番出行难道不是受到蒙古王公的盛情邀请？能有什么意外？
孙灏折子里的“索岳尔济非江浙胜地可观”一句话，又戳中了乾隆帝的心窝。孙灏为什么要说索岳尔济不像江浙地区一样有风景名胜可观？难道在影射乾隆帝下江南是去旅游的吗？
乾隆帝下江南难道不是为了看风景名胜？乾隆帝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他一面强调游览江南风景名胜是奉皇太后旨意，尽孝道而已；一面强调自己下江南是为察看民情、水利，心念百姓苍生。
乾隆帝下江南到底是主要为了旅游，顺道办理政事，还是主要为了办理政事，顺便旅游，这事后人说不清，只有他自己知道。
孙灏担心“随从侍卫官员人等长途费重，生计艰难”，这本来也是实情，但乾隆帝不依不饶，又搬出了爷爷康熙帝作为挡箭牌，先说当年康熙帝每年出巡二三次，那时候的侍卫、兵丁和地方官尚且不说苦，现在又是预先借钱给地方官府，又是中央专项拨款，给予充分的经费保障，反而叫苦是什么意思？
这话其实站不住脚。康熙帝南巡时心里有“几项规定”，每次随行不过300人，甚至很多时候自己搭帐篷住宿；而乾隆帝南巡可不是一回事，随从多达2500余人，每人配单马或双马，另有骡车400辆、骆驼800匹、纤夫3600人。据统计，乾隆帝六次南巡的花费总计高达白银2000万两，而康熙帝六次南巡所用的钱财却不到乾隆帝的十分之一。
乾隆帝晚年时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他完全忘了，早已有人上奏阻止他继续出巡，但是他当时一意孤行，还跟孙灏杠上了。再说，他的逻辑也很奇怪，六次南巡，靡费千万，耗尽民力，居然还说自己“并无失德”，这就是典型的乾隆式的强词夺理。所以，地方上康熙帝南巡时不叫苦，并不代表乾隆帝南巡时也不叫苦，只是他不愿意听到罢了。
孙灏说一句，乾隆帝怼一句，简直拉开架势在打嘴仗。打嘴仗的撒手锏就是扣帽子。泼妇骂街，往往先声夺人来个定性分析，“你个……”。乾隆帝比较有涵养，到最后才进行总结式发言，即使是扣帽子也让人觉得有理有据：
［孙灏］意将使旗人尽忘淳朴服勤之旧俗，而惟渐染汉人陋习，人人颓废自安，文既不文，武亦不武。
——《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
这下完蛋了，孙灏只不过针对皇帝的作风问题提了小小的建议，结果被皇帝视为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代表着陈旧没落的汉族士大夫，要搞垮满人的立身之本。乾隆帝如此定调，真可谓“杀人诛心”！
天大的帽子扣到了孙灏的脑袋上，孙灏找谁说理去？他总不能像海瑞那样，把生死置之度外，跟皇帝硬吵下去。况且，大家也都知道，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www.xing528.com)
自古以来向当权者提意见都令人头疼，本来或许只是一件小事，可人世间有一种能力叫想象力，而统治者的想象力尤其丰富。孙灏明明在劝诫皇帝不要轻易外出巡幸，而皇帝却能将之联想成对于清朝立国之本的挑战，善意的提醒到了皇帝耳边，就成了恶意批评。
若是遇到稀里糊涂的皇帝也就罢了，偏偏遇到的是爱较真儿又有理论功底的乾隆帝，激起了他“真理愈辩愈明”的兴趣。当大臣的，难道还真指望让皇帝输得心服口服？除非自己不想要这条小命了。
【编者按】
清朝将漠北蒙古纳入版图、平定准噶尔后，原本帝国边疆的争斗，却神奇地跑到了朝堂之上。乾隆帝与孙灏的争论，表面上是清代皇帝的满族游牧特性与中原汉族士大夫思想观念的碰撞，而其中自然也有乾隆帝为了掌控权力，借南巡之争以树立权威的目的。在下一章中，我们还会看到乾隆帝南巡的另一个目的：在南巡过程中，乾隆帝经常减免所经之处的赋税，以施恩于民——除了政治权力以外，对财富的支配也是帝王权力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史料：
1. 《清实录》
2. 王澈：《乾隆二十二年南巡史料》，《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
专著：
［美］张勉治（Michael G. Chang）：《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董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注释】
[1] 雍正帝去世时，遗命张廷玉配享太庙。张廷玉在获准离京归里后，对身后配享太庙一 事有所疑虑，希望乾隆帝可以写一句话作为凭证，乾隆帝准其请求，并赐诗以安其心。适值大雪，张命其子代其谢恩，引起乾隆帝不悦，后乾隆帝收回配享成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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