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对于汉族士大夫的批评自然有所准备——身为一位皇帝，你跟我讲作风问题，我就跟你讲政治问题。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他搬出爷爷康熙帝热衷于木兰秋狝的先例，讲到巡幸狩猎乃清朝祖制，不是皇帝自己脑门儿一热的举动，康熙帝的治理水平天下信服，孙灏否定巡幸，岂不是要连大清圣祖皇帝也一起指责？
接着，乾隆帝搬出自己的政绩：不久前，大清刚刚肃清了准噶尔部分裂势力，能取得如此大胜，多亏三军用命，君臣一体，也多亏平日多有巡幸，整饬武备。孙灏难道连皇帝的功绩也要否定？
搬出两座大山来压孙灏还不过瘾。乾隆帝接着从根子上剖析孙灏观点的弊病：
朕今日适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劳。若汉人则不能矣。虽由风土之不同，亦由平日好自安逸之所致”之谕。恭读之余，凛然悚惕，岂敢一日忘之！
——《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
乾隆帝反将一军，把孙灏对巡幸的指责，看作是汉人好逸恶劳不能吃苦的体现。如此反驳，如泰山压顶，刀刀见血，孙灏见了估计膝盖要碎。
不过，从乾隆帝的角度讲，他将皇帝巡幸的活动，上升到国家战略安全的层面，确实是迥异于汉族士大夫的一种认识。(www.xing528.com)
历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原王朝很少将皇帝的巡幸视察与国家战略安全联系在一起。出去走走就出去走走嘛，跟国家战略安全有什么关系？
乾隆帝的这一认识却与中国历史上的草原政权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具有草原游牧基因的王朝，往往不仅受儒家观念的约束，还受到草原习俗的深刻影响。是否按照儒家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做事只是一方面，入主中原的草原政权更看重能否保住辛苦打下的江山社稷。草原政权的军事性，才是他们压制中原汉族士绅民众的法宝。因此，草原政权往往遵循着游牧部落的习惯，季节性地在不同都城之间迁徙。
比如，契丹旧俗是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游牧渔猎。辽建国后，皇帝四季外出游猎，朝官随行，设行帐，称“捺钵”。契丹国其实既有皇都，也有五京之制，然而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巡幸于四时捺钵之间，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捺钵之地实际上是契丹国的政治中心、最高统治者所在地。
元朝也是如此，蒙古贵族作为征服者，倔强地坚持着许多蒙古部族的习俗，并不甘心被汉族同化。蒙古有大都（今北京）也有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每年阴历二三月，大汗的车驾离开大都，北行到上都，避开大都的炎炎夏日，恢复骑射生活，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形成了惯例。
这样诡异的制度安排，在汉族士大夫看来如同儿戏，天子是天下秩序的中心，怎么能动来动去，到处乱窜？
虽然有汉族官员提出意见，可是蒙古大汗根本不予理睬。毕竟，在元朝皇帝眼中，汉族官僚是被统治者，儒家的意识形态只是统治的工具之一，绝非唯一。
若此，顺着辽到元这条线索看下来，乾隆帝坚持巡幸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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