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张党争：乾隆时期的政治斗争

“鄂张党争”主要发生在乾隆初期，即鄂尔泰、张廷玉同为总理事务大臣、军机大臣时。粗略而言，可以有以下论断：在官僚体制之中，鄂党影响力较大。鄂尔泰门生众多，鄂党官员亦多显宦。任职中央者，如史贻直为工部尚书等；任职地方者，如尹继善为两江总督，张广泗为湖广总督等；均位高权重。在宫廷政治之中，张党影响力较大——张廷玉承旨，汪由敦、张照都颇得乾隆帝宠信。

关于党争的事迹，清人笔记一般主要列举的是鄂、张二人关系不和，例如，昭梿的《啸亭杂录》记载了一则段子：

［张廷玉］与鄂文端公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公有所过失，公必以微语讥讽，使鄂公无以自容。暑日，鄂公尝脱帽乘凉，其堂宇湫隘，鄂公环视曰：“此帽置于何所？”公徐笑曰：“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鄂神色不怡者数日。

但二人在政治上短兵相接的事件，今人其实找不到多少。比较著名的争斗主要有两起：其一是乾隆初年的西南军务案，其二是仲永檀案。

鄂尔泰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时，曾命张广泗等人将古州（今贵州榕江县）、台拱（今贵州台江县）等处土司强行改为流官，并驻军镇压当地苗人，先后置古州厅、台拱厅等六厅，称“新疆六厅”。清廷特为鄂尔泰、张广泗等“功臣”加官晋爵。然而，驻军在当地滥杀无辜，驱使熟苗运粮，导致地方矛盾十分尖锐。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清廷派往“谕赏”的贵州苗疆正使吕耀曾和随同的贵州巡抚元展成等大员滥用夫役，古州厅苗人不堪骚扰，群起反抗，酿成蔓延七府的苗民大起义。贵州提督哈元生率兵进剿，对当地苗人的凌虐更甚于前，苗人益为仇恨，哈元生无功。

同年五月，雍正帝准许刑部尚书张照（张党成员）的请求，派张照前往苗疆绥抚苗人。张照抵达贵州，写信要求哈元生参劾鄂尔泰。七月，皇帝下令将鄂尔泰的爵位削去，又将元展成革职。看起来鄂党吃瘪了。

但张照也无法解决苗人起义的问题。他提出的分兵分守之策，实际上是放弃“新疆”，退回原界，将征剿作战区域分为上下游，上游由哈元生负责，用滇黔兵，下游由湖广提督董芳负责，用楚粤兵。由于张照系一词臣，全无统兵经验，诸将互相推诿责任，防区划分久不能决，军务毫无进展。八月，雍正帝去世，乾隆帝继位，不日即命张照回京，派久经沙场的张广泗专任军务。当年年底，张广泗大举进攻起义军，苗民战败，至次年初起义被镇压。至此，张照借处理苗民起义事务掀起政潮的意图并未实现。(www.xing528.com)

张广泗奏报大捷之时，顺带参劾张照。乾隆帝在奏折朱批中称张照等“乖张错谬”，旋将张照革职拿问，称其“到黔以来，挟诈怀私，扰乱军务，罪过多端”，依律拟斩，后加恩释放，乾隆二年（1737年）复起为内阁学士。乾隆帝十分欣赏张照的书法，赞誉其书法“手活神全，妙得天趣”，想必不会视其为普通官员。

乾隆五年（1740年）爆发工部石匠俞君弼遗产争夺案，次年陕西道监察御史仲永檀（鄂尔泰的得意门生）参劾步军统领（九门提督）鄂善在该案中收受贿赂。皇帝在审讯后认定鄂善确系受贿，责令鄂善自尽，并将仲永檀树立为谏臣敢言的模范，超擢为左佥都御史。仲永檀同时还参劾张廷玉在该案中行为失体，不过未得证实，乾隆帝也未予追究。

仲永檀得蒙超擢，遂进一步对张党发动攻击，以张照在主持乐部事务时曾“以九卿之尊亲操戏鼓”为由加以参劾，但未能成功。乾隆七年冬，皇帝突然以漏泄机密为由，将仲永檀与鄂容安（鄂尔泰之子）一起革职审讯。笔者推测，这应是张照进谗言的结果。

在审讯时，仲永檀拒不承认自己受鄂尔泰指使，但审讯者深知鄂尔泰和仲永檀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仲永檀的辩解已属困兽犹斗。皇帝一度考虑用刑，但最终还是点到为止，将鄂容安释放，并未追究鄂尔泰。仲永檀旋死于内务府慎刑司狱中（张照时任刑部尚书，故而不能关押在刑部），时论以为系张照鸩杀。张照未久亦死，有人认为系仲永檀鬼魂作祟。此案以两败俱伤告终。

上述两案，西南苗疆善后一事尚带有政策争论的性质——张党的张照到贵州后，实际上有放弃“新疆”的打算，而鄂党的张广泗则力主对苗人采取进攻策略。不过两党的这场斗争，无论张照要求哈元生参劾鄂尔泰，还是张广泗参劾张照，更大程度上属于人事斗争；而仲永檀案则基本仅限于人事斗争范畴，完全不涉及政见分歧。

仲永檀死后两年，即乾隆十年，鄂尔泰去世，鄂张党争事实上至此告终。乾隆十四年（1749年）张广泗以金川之役无功而被处死，同年，张廷玉以陪祀太庙一事被严谴，乾隆二十年鄂尔泰门生胡中藻、鄂尔泰族人鄂昌以文字狱之故，前者被处死，后者被责令自尽。这些都是两党成员的后续下场，不属党争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