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上谕档证实鄂张党争存在

主张鄂张党争真实存在的主要依据，是乾隆初年关于臣工结党问题的若干上谕。特别是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初四因田文镜入祀贤良祠一事而宣布的上谕，其中提及：

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即如李卫身后，无一人奏请入贤良祠，惟孙嘉淦素与鄂尔泰、张廷玉不合，故能直摅己意，如此陈奏耳。

——《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五年四月初四日

这一上谕被收录进了《清实录》，成为人们认定“鄂张党争”存在的最重要的证据。不过，有不少人对这条上谕的内容产生了怀疑。这条上谕也确实有明显的不严谨之处，特别是其中的论断句“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早有学者指出，追随鄂尔泰的汉人也为数不少，因此不能简化为满汉之争，“满洲”“汉人”两个词不是指趋附者的族群身份，而是指趋附对象（即鄂、张二人）。但这么解释过于牵强，和清代上谕语意很明晰的常态不符。

这并不是说这条上谕是面壁虚构的，而是想提示一种很复杂的语境：虽同为经由文本还原出来的“历史”，“鄂张党争”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典型朋党事件如牛李党争、北宋中后期党争及明季党争等不太一样。(www.xing528.com)

广为人知的朋党事件，往往由相对正式的史书（不一定是所谓“正史”，但总归是比较经典的史书）记载，这些记载常常含有定性的论断，争议性弱得多。比如，一般不会有史书怀疑东林党、阉党是否相互攻讦；一些文献甚至能够明确出现类似“党争”的字眼，例如，宋代有元祐党人碑，读史者不需要知道这块碑上刻着哪些人的名字，仅需知道存在这样一块碑，就等于知道当时确实有一些人同属一“党”（至少在当时的人看来）。

然而，有关“鄂张党争”的叙事就不像其他党争那样毫无争议了。史书里的相关论点并不严谨，史家依据部分史实（官员履历等），像“倒放电影”一般归纳出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相关要素，而该事件参与者却是面目不清的。这样的背景对“鄂张党争”的叙述产生了很大影响，几乎所有关于“鄂张党争”的史实都是碎片式的、零散的、没有因果联系的。几乎每一位清代政治史研究者都会经常遭遇这样的困境。

我们可以把这些基础性的争议放一放，暂且认定鄂张党争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使用的“党争”一词，也采用比较朴素和宽泛的内涵，不去套用晚唐、北宋和明季的那些定义，以免徒增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