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羁縻蒙古的宗教手段：历史的荣耀

除了政治制度上的规定，清代对蒙古的统驭还渗透到了精神领域。尽管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由原始萨满教向藏传佛教转变肇始于元代的帝师八思巴，但藏传佛教（格鲁派）真正植根于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并建立起完整的寺庙系统还是在清代。

仿照藏地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并立的形式，清廷于漠南蒙古地区和漠北蒙古地区分别设置了章嘉和哲布尊丹巴两大活佛世系，同为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最高宗教领袖。与此同时，清廷又全力强化蒙、藏之间的传统宗教纽带，通过“金瓶掣签”等一系列的仪式仪轨将两地的活佛世系与专制皇权勾连起来，借以宣示清代皇帝在处理蒙藏事务中最后仲裁者的地位。

譬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为庆贺次年乾隆帝七十寿辰，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启程，长途跋涉二万余里至承德参加乾隆帝的祝寿庆典。途中，六世班禅特意抵达多伦诺尔（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与三世章嘉若贝多吉会面。

班禅在多伦诺尔停留了八天，引发了轰动，据史书记载，有十多万蒙古僧俗信众拥向多伦诺尔，聆听班禅讲经说法，向他捐献“供养”，接受“洗礼恩典”。此后章嘉又一路陪同班禅前往承德觐见乾隆帝。这件事很生动地反映出格鲁派藏传佛教在清代蒙古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以及蒙、藏活佛与清廷之间的密切关系。

对于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抚绥蒙古的工具，清代皇帝向来是不讳言的。乾隆帝亲笔书写的《喇嘛说》石碑如今依然矗立在北京雍和宫的大殿前院，其中写道：“兴黄教［即格鲁派］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在乾隆帝眼里，蒙古地区的安定局面正是“兴黄教”的最大成果。(www.xing528.com)

格鲁派藏传佛教在清代蒙古地域的流行，其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活佛的寺庙系统受到朝廷庇护，喇嘛可以免役免税，还享有各种特权，于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为躲避赋役，出家当喇嘛。到了19世纪，喇嘛人数一度占蒙古成年男子人口的一半，传统畜牧经济由此遭到极大破坏。为供养不断增加的喇嘛，普通蒙古牧民的负担变得越发沉重，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的情况屡有发生，而寺庙却以各种形式从牧民手中榨取财富，高级僧侣成了腰缠万贯的特权阶层，社会矛盾因之也不断积累。

随着喇嘛这一特权寄生阶级的人数越来越多，一个最严重的后果便是蒙古社会人口锐减。喇嘛作为僧侣，按教规不会结婚生子，蒙古社会的生育率因而降低；而由于蒙古社会男丁越来越少，女性不得不从事更加繁重的体力劳作，身体状况下降，生育能力更是严重滑坡，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生育率。

清代统治的近三百年间，全中国的人口达到了创纪录的四亿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蒙古的人口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持续减少。人口基数的大幅降低，使得蒙古人再也没有能力掀起一点点波澜。蒙古的喇嘛们在晨钟暮鼓中享受着岁月静好，却意识不到这正是清代统治者求之不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