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尽忠的举兵反叛，尽管宣告着契丹民族的独立，但为契丹带来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大唐帝国。李尽忠事件后，大唐意识到契丹的威胁，便于东北边境（今河北北部、北京一带）设范阳节度使，领河北劲卒，专门防备契丹。此时的契丹虽然摆脱了唐朝控制，不再对李唐王朝称臣纳贡，但契丹政权内部尚处稚嫩的部落联盟阶段，又受大唐与后突厥围困，势力日衰。
不过，上天可谓十分眷顾这支弱小的民族。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上天为契丹送来一份大礼。唐王朝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举兵叛乱，二十万本用于防备契丹与奚的河北劲旅，兵锋向内，直指洛阳、长安，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大幕。为平定安史叛军，李唐王朝不得不紧急抽调驻守西域的军队，回师勤王，最终在经历了八年的苦战之后，才大体平定安史叛军。安史之乱绝非一次普通的叛乱，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标志着李唐王朝由强盛转向衰弱，进入藩镇割据的时代，更彻底改变了整个8世纪至9世纪的东亚局势，也为日后契丹民族的腾飞，埋下伏笔。
正如前文提到的，李唐王朝为平灭安史之乱，不得不命驻守西域与河西走廊的唐军回调救援，这给吐蕃以可乘之机。吐蕃趁大唐西陲空虚之际攻陷河西走廊，将势力扩展至河湟、陇西一带。自此，李唐王朝的西部防线悉数陷落，不但丢失对河西走廊与西域的控制权，甚至连都城长安的防卫都显得力不从心。每当吐蕃大军兵临无险可守的长安城下，大唐的帝王们只能望城兴叹，不知如何是好，守不住时更是脚底抹油，逃之夭夭。毕竟祖宗社稷“好说好说”，还是先保命要紧。
可是，皇帝总是逃跑不仅有失颜面，更不是长久的办法，李唐王朝不得已在安史之乱后调整全国战略部署，将重心放在西部（今甘肃、陕西西部）防御上，同吐蕃“刚正面”。唐朝同吐蕃百年战争的帷幕就此拉开。(www.xing528.com)
唐朝同吐蕃在西部打了起来，位于东北方的契丹同这事本应八竿子打不着，又怎会因此获利呢？其实不然。唐朝与吐蕃的冲突看似只是唐、蕃两国间的战争，但由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却如“蝴蝶效应”般遍及整个东亚地区。安禄山的叛乱虽直接削弱了唐朝正面守备契丹的力量，但只要叛乱一停，李唐就能腾出手解决契丹问题。吐蕃这时来找唐朝“搞事情”，成功牵制了唐朝的有生力量，使其无力东顾。唐朝在吐蕃的折腾下，对关东的诸多藩镇都失去了控制，自然也就无暇对付契丹了。
再看看原本用于攻击与防御契丹的范阳节度使（或称幽州节度使）。它作为安史元凶，名义上虽被李唐政权收复，但早已不受中央控制，加之中原王朝经此大乱，军力式微，已无力大规模征伐契丹，这直接减缓了契丹南部的压力，为契丹谋取了喘息之机。可以说，在安史之乱与吐蕃人民高涨的“战斗热情”的帮助下，契丹才得以转危为安，继续闷声发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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