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唯才是举”确实在一个时期内自底层拔擢了许多人才，然而它毕竟只能在戎马倥偬的战争时期有效，到了曹魏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大体稳固，社会趋于安定时，就难以再采取这种随机和弹性的用人方式。上篇文章提到，卫广来教授指出，曹操集团吸纳的人才多是在赤壁之战以前，赤壁之战以后并没有什么新的人才被任用，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曹魏代汉后需要重新引入一定的选才标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立一套有章法可循的选举制度最终却只有利于豪族成员入仕。因为，对于一个稳定的社会来说，选官用人的标准必须把德行、品行等要素纳入考虑范围，而这些衡量标准与过去东汉时代的察举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最符合豪族人物的“脾胃”。
曹操的“法家治术”尽管极大压制和打击了豪族阶层，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豪族。相反，曹操的成功终究离不开大批豪族出身人物的支持与效忠，这些豪族就包括司马懿所代表的河内司马氏和陈群所代表的颍川陈氏。
魏文帝曹丕与这些世家大族的关系远比其父密切，就像《军师联盟》中描绘的，陈群、司马懿等人在曹丕尚未被立为世子之前，就陪伴在其左右，赞襄擘画，曹丕最终能顺利登基与上述豪族成员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曹丕登基后，面临的情况与其父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不必像其父那样在乱世中与群雄竞逐，争取人心，故而相比从下层争取人才，曹丕更需要的是得到社会中上层的支持，这样才能巩固他的地位。如此一来，一方面，初挑大梁的曹丕还需要继续获取豪族阶层的支持，借以维系其统治；另一方面，豪族势力又希望在一个标准化的选举制度中恢复其久已沦落的政治影响力，两者一拍即合的产物便是一种新的选举制度——“九品中正制”，或称“九品官人法”。
什么是“九品中正制”呢？简单来说，就是朝廷会委派一些富有声望的官员前往各郡县担任“中正官”，察访各地士人，做出“品”和“状”等方面的评判，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评出的等级。一共有九品，通常一品为虚设，二至三品为上品，可以立即授予中央官职。所谓“状”，则是对士人德行、才能的评语，一般都很简短，只有一两句话，类似“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清言明理，文义可观”等等。(www.xing528.com)
魏晋史学者唐长孺先生曾指出，九品中正制并非什么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东汉末年名士“清议”，品评人物风气的制度化。这项制度在一开始是很有些兼顾曹魏统治者与地方豪族两者利益的倾向的，因为尽管豪族人士有望获得更为上乘的“品”和“状”，可毕竟中正官是由中央委派的，理论上选拔之权还是操诸朝廷之手。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一旦各级中正官亦皆由“著姓氏族”充任，势必出现豪族人物“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中仅存的一丝“唯才是举”的气息也尽数消散。自此，定“品”全凭门第，“状”则成了可有可无的废纸，九品中正制继东汉察举制后，再度成为豪族阶层实现政治垄断的工具，豪族势力在东汉时代的“旧日荣光”不仅得以全盘恢复，而且“在政治上的力量比以前更为雄厚”。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九品中正制为豪族最终颠覆曹魏政权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们等待的只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来实现对曹魏的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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