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对豪族的生死战：中央帝国的时运与铁血

在讨论司马氏代魏之前，我们需要对东汉以来的时代背景有比较充分的认识。这个时代的主基调便是豪族势力的兴起。

什么是“豪族”？简单来说便是“豪强地主”“有钱人家”，依照日本学者川本芳昭的观点，豪族阶层的出现是秦汉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经济持续繁荣，财富的累积达到空前规模，广泛的贫富差距势必出现，从而产生阶层分化的新局面，而豪族正是上述阶层分化的结果。

表面上，一个社会里有一批相当有钱的人看上去不该是件坏事，但我们应当意识到秦汉时期的中国是农业社会，在“一君万民”的体制下，国家需要依赖数量庞大的农业人口收取赋税、征用劳役，而豪族的出现恰恰成了一股破坏这一稳定体制的力量。

豪族依靠其巨额的财富，在地方上兼并土地，导致大量农民破产，这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豪族门下，成为其佃户、徒附乃至奴婢，上述被豪族隐匿了的人口也就此脱离了国家的掌控，不再向朝廷缴纳赋税了。随着国家掌握的人口不断减少，财政陷入紊乱。西汉覆亡便肇因于失控的土地兼并问题。

东汉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地方豪族的胜利，光武帝刘秀正是倚仗着南阳地区的一批豪强势力的支持统一全国的。因此，与西汉相比，东汉豪族的势力更为强大，并且具有新的特点。

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在《东汉的豪族》一书中，将东汉时的豪族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凭借中央势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与宦官。一类是自己渐渐发展起来的，即一般高官及地方豪族。”这其中，前者是皇亲国戚，大富大贵，自无可说；而后者的所谓“渐渐发展”就大有玄机了。

所谓玄机，指的是东汉的地方豪族借着控制选举制度来巩固自身力量。众所周知，东汉实行的是征辟察举制：一方面，朝廷每年会要求州郡官以“乡举里选”的方式举荐若干人才（多为“举孝廉”）^[5]以备中央选拔；另一方面，州郡亦可自行“辟除”，选拔人才，登用为地方官吏“掾属”，处理地方事务。

随着地方豪族介入选举，大量豪族成员被输送到各级官府，他们开始逐渐左右仕进门路，只推荐和选拔自己的亲信担任官职。如此一来，被选举者自然对选举之人感恩戴德，全心全意地团结在几个强有力的豪族周围，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

更有甚者，东汉选官制度上“任子”的规定又给予地方豪族扩充政治影响的机会。“任子”是一种荫袭的特权，汉安帝时曾下诏“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在如此“特别优惠”下，到了东汉晚期，朝廷中累世为官的豪族已不罕见。(www.xing528.com)

比方说，在电视剧《军师联盟》中与司马懿“针尖对麦芒”的杨修，其家族——弘农杨氏，自太尉杨震以来，已是“四世三公”（家族四代中皆有人担任司徒、司空、太尉三项官职），是名副其实的显宦大族；无独有偶，袁绍的家族——汝南袁氏，自司徒袁安以来，也同样是“四世三公”，政治力量大得惊人。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袁家是“势倾天下”，裴松之又引《魏书》补充，说袁氏“自［袁］安以下，皆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可见，一个人无论才能如何，只要能进得了袁家的“门”，就能飞黄腾达。

像袁氏这样的豪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备优势，一旦在军事上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很容易发展成强大的割据势力。东汉自黄巾起义之后，朝廷统治分崩离析，各地豪强开始拥兵自重，互相杀伐，这其中有许多主要的割据力量脱胎于旧有的豪族集团，如河北的袁绍、淮南的袁术、荆州的刘表等等。

然而，一个人的出现粉碎了豪强领袖们称王称霸的美梦，这个人便是曹操。曹操并非豪族中人，他的父亲太尉曹嵩虽然位居三公，却是靠给宦官中常侍曹腾做养子得到的官职，鄙夷曹操的人便说他是“赘阉遗丑”。微贱的出身让曹操一直很自卑，建安十五年（210年），他在有名的《己亥令》里还念叨着：“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

不过，曹操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寻求到了新的力量——如之前讲到的，他利用家族的黄老道信仰背景，获得了社会下层百姓的支持。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曹操不必像其他政治势力那样要依靠豪族的支持了，他有了属于自己的“民心”。于是，曹操便义无反顾地站到了豪族的对立面。官渡一战，他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庙堂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他也不手软，孔融、杨修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一个个做了他的刀下鬼，其中甚至包括一路与他创业的肱股之臣荀彧——如上篇文章所讲，荀彧本身就是颍川荀氏的豪族代表人物，而他又举荐了大批人才，这与两汉豪族逐渐掌握仕途的手段如出一辙，因此荀彧也就注定难逃一劫。曹操视豪族势力为阻碍其统一进程的敌手，他厉行法家的治理手段，去浮华、抑豪宗、清吏治，所谓“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傅玄语）、“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这种统治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压得豪族喘不过气来。

与政治上的“法术”相配合，曹操在选举制度上废弃了察举制中有关儒家“名教礼法”的一整套取士标准，鼓吹“唯才是举”，他多次下令求贤，声称不管过去是多么寡廉鲜耻、不仁不孝的人，只要真有“安邦定国”的本事，都能在他麾下讨碗饭吃。这样的取士标准被作为正式的官方文告发布出来，对当时人的影响，无疑是爆炸性的。

后世儒者多有痛责曹操的“唯才是举”极大败坏了社会风气，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说：“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但是应当看到，曹操的“唯才是举”与政治上的打击豪族是一体之两面，“唯才是举”削弱了东汉以来豪族人物借由干预选举而垄断仕进门路的能力，用人和行政大权自此集结于曹操之手，这在日后无疑起到了巩固曹魏政权的作用。

总之，曹操抑制豪族的一整套办法，对于其最终削平群雄，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东汉以来中原战乱的局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