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霸业：揭秘真正的内斗

三个集团内斗的事实虽不存在，但蜀汉政权确实有过其他的内斗。

比如，托孤大臣诸葛亮与李严，魏延与杨仪，以及后来姜维与诸葛瞻、黄皓等的内斗，这都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然而，这种内斗并非蜀汉在三国之中最先灭亡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上的“内斗”——兴复汉室的理想主义与偏安一隅的现实主义的冲突。

这一切可以从一名叫谯周的蜀汉老臣的转变说起。

在蜀汉政权建立之初，作为巴西人的谯周，同大多数益州本土人一样，都在刘备与诸葛亮的怀柔政策下对蜀汉事业怀有极高的热情。刘备称帝时，谯周与大批益州人士苦心孤诣地为刘备提供祥瑞和箴言等天命依据为其造势。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前线时，谯周不顾一切地在朝廷禁丧令下达之前，赶到五丈原奔丧：

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

——《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

谯周对诸葛亮的崇敬与真挚之情，跃然纸上。

到了蜀汉后期，谯周却一反前态，不仅作《仇国论》批驳蜀汉政权苟延残喘，最后还亲自劝说刘禅降魏。正因如此，谯周成了后人眼中益州人敌视蜀汉政权的代表人物。

为何谯周从蜀汉政权的拥护者变成了彻底的敌视派，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的态度有了如此大的转变？

其实发生改变的并非谯周，而是蜀汉政权。

在刘备与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的目标非常明确，那便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为此，从刘备入蜀之始，发动汉中会战为继，再到诸葛亮北伐中原，都是奉行了“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和“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纲领。

这些富有激情的口号，使益州人士前仆后继地为之奋斗，原本出身不同派系的士人，在这一口号和政治理想下团结起来，人心凝聚。因而才有了杨洪“男战女运”的坚定，程畿舍命护天子的忠诚；有了黄权请做先锋，身在曹魏不忘旧主的臣节，秦宓“天命在刘”的笃定；又有了谯周本人带头为刘备称帝造势，不顾一切奔赴前线吊唁诸葛亮的真诚……

然而，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政权很快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蒋琬主政时，虽然和姜维进行了“偏军西入”的数次北伐，但已远远不及诸葛亮时期的规模；费祎成为蜀汉大将军后，更是以“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的理由彻底放弃了对魏作战；姜维掌政后，尽管他继承了诸葛遗志，重新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提上日程，但碍于能力有限，多次进行的北伐均徒耗国力而没能取得实质性战果。

可见，诸葛亮去世后，日益艰难的北伐形势严重打击了蜀汉的士人，他们对蜀汉政权的定位从自诩尚可与中原魏国争锋的正统政权，逐渐沦为承认偏安一隅的割据势力。换句话说，当初益州士人对刘备、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期望，彻底落空了。而更要命的是，连年北伐已使原本“疲弊”的益州不堪重负，后主刘禅亲政后，又开始贪图享乐，大修宫室，宠信黄皓、陈祗等奸佞，这进一步激化了蜀汉内部的矛盾。

因此，在蜀汉政治理想与现实社会发生严重脱节之后，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士人不由得对蜀汉政权是否为正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从《上谏后主疏》到《仇国论》，从试图劝谏天子重振先帝遗志未果，到对蜀汉政权彻底死心，谯周的心路历程在《三国志》中展现得极为清晰。而谯周个人心态和思想的变化，正是蜀汉政权逐渐丧失人心的缩影。(www.xing528.com)

一个国家精神信念崩塌的影响，永远比任何派系斗争带来的危害更为深刻。炎兴元年（263年）十一月，邓艾大军兵临成都之时，这位曾经如此爱戴蜀汉的老臣的劝降，便成了压倒蜀汉帝国的最后一棵稻草。

黄权和秦宓的故事体现了蜀汉人心凝聚和信念的统一，而谯周的故事又表明蜀汉人心离散和信念的崩塌，诚可叹矣！

【编者按】

随着诸葛亮的病逝，蜀汉的政治理想就此落空，随之而来的是人心的丧失和溃散。人没有梦想，就会变成咸鱼；国家失去了理想，就会如蜀汉一样，转瞬覆灭。从汉末乱世到三国鼎立，刘备创业之艰辛甚于曹操和孙权，而蜀汉却是三国中最先灭亡的，不得不说是一段历史的悲歌。

三国中灭亡的下一个，不是孙吴，而是实力最强的曹魏。曹魏的人心又是如何丧失的？这就要从它的奠基者曹操讲起了——曹操在创业之初，就埋下了曹魏覆灭的种子，虽然情况与蜀汉不同，但同样也是一段可叹的悲剧。

参考文献：

史料：

［晋］陈寿：《三国志》。

论文：

1. 安剑华：《“东州士”与蜀汉政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2. 雷近芳：《试论蜀汉统治集团的地域构成及其矛盾》，《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3. 王魂：《论荆州士人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8年3月。

4. 张东：《功过分明议谯周》，《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