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了国家层面的利害关系，最后再来谈谈争论最大的个人因素——关羽的影响。
很多人都认为，在东征这种关乎一国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面前，刘备如果还考虑和关羽的个人情感，也未免太狭隘了。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有些先入为主。
事实上，据《三国志》记载，刘备进行这次声势如此浩大的东征的唯一理由，就是为关羽复仇。
先主……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
——《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而诸葛瑾劝阻刘备东征的首要理由也是：
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
——《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
当然，出兵总得有个理由，于是很多人又说这不过是刘备打出的政治口号，用以掩盖其真实的意图而已。这种说法也有道理，但还是先入为主了。
据《三国志·刘晔传》载，其实早在魏黄初元年（220年），魏帝曹丕刚一登基，面对蜀、吴荆州事变，迫不及待地做起了“吃瓜”群众：“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
是的，曹丕直接问的是刘备会不会为关羽报仇而伐吴，而不是问会不会为荆州之失而伐吴。
试想，如果说为关羽复仇只是刘备东征一个假惺惺的口号，那么，作为蜀汉死对头的魏国君臣为何没有不留情面地扯下这块遮羞布，反而很认真地把它当作国事来讨论？由此可见，刘、关之情，天下共知。
因此，当魏国群臣几乎都说“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认为刘备会因蜀汉虚弱而不敢出兵的时候，还是那位顶级预言家刘晔给出了正确答案：
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
——《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
为了这“始终之分”，刘备东征势在必行。
还记得《三国演义》里的那句桃园结义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吗？世人皆以为此乃罗贯中凭空虚构之语，却不知其早有来源：(www.xing528.com)
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
其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败走麦城；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刘备东征。
【编者按】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刘关张三兄弟的誓言，不仅存在于小说中，更是真真切切的历史。这段义薄云天的恩情激励了当时的蜀汉君臣，更流传千古，成为中国人精神文化的内核之一。刘备东征，并非他一意孤行，更是当时蜀汉君臣人心所向的共识——无论是感情上，还是理性上。
但是，天不遂人愿。刘备失败后，他面临的是蜀汉内部已隐隐呈现出来的矛盾和裂隙。在白帝城的病榻上，他该如何以他最后的理性面对这个危局？下一章的内容，我们会先从刘备托孤讲起，细数曹魏、蜀汉、孙吴三国是如何由兴而衰的——三国凝聚的人心，究竟有什么隐患，又是如何散失掉的。
参考文献：
史料：
［晋］陈寿：《三国志》。
专著：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注释】
[1] 曹操灭袁绍后，便将邺城作为自身势力的一大基地。建安十八年曹操授封魏公后，也将邺城作为自己封国的都城。——编者注
[2] 建安二十五年三月，献帝改元为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称帝代汉。——编者注
[3] 孙坚之死，史书有两种说法。据《典略》载，初平三年（192年），孙坚征讨刘表时，被刘表部将黄祖伏击，“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而据《英雄志》载，初平四年正月初七，孙坚遭吕公伏击，“公兵下石，中坚头，应时脑出物故”。——编者注
[4] 长江在流经今安徽境内时，由西南流向东北，因而划分出了“江东”与“江西”，淮泗地区在当时即被称作“江西”。——编者注
[5] 吕布、孟达均曾自比乐毅。据《英雄记》载，琅邪国相萧建驻于莒城，“保城自守，不与布通”，吕布给萧建写信，欲与其交好，信中提及：“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可取布书与智者详共议之。”据《魏略》载，关羽被杀后，刘备迁怒于刘封、孟达不救，欲降罪二人，孟达惧而奔魏，临行前向刘备上表，表中曰：“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而《傅子》中也记载，当时“孟达去刘备归文帝，论者多称有乐毅之量”。——编者注
[6] 义阳郡为荆州属郡，汉末治所在安昌县，即今湖北枣阳市南；棘阳县在今河南南阳市南；汝南郡汉末郡治平舆县，即今河南驻马店市平舆县。从今南阳市到平舆县，距离约250千米，由此可见迁徙路途之远。——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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