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阳躬耕的日子里，诸葛亮最爱干两件事，一是吟诵《梁父吟》，二是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自不用多说，他相齐期间，在内以法治国、发展商业，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最终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是一个令无数人仰慕的千古名相。诸葛亮不顾旁人闲语而敢自比于管仲，可以说是一种超级自信的表现。而与此同时，诸葛亮又把自己比作另一位战国名将乐毅，这其中的意味就有些深远了。
自司马迁著《史记》把管仲、晏婴合为一传以来，“管晏”就成了后世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理想之一。西汉的公孙弘在奏对中“管晏”并称，谷永在上书中说“执管晏之操”；在东汉，班固则有“伊、吕、管、晏之任”的说法……总之，大家一般都习惯把管仲、晏婴放在一起，叫作“管晏”，这是一种时代潮流，而创造性地把管仲、乐毅放在一起并作“管乐”的，诸葛亮是自古以来第一人。再者，在三国时代，与诸葛亮同样傲视天下者、自比管仲者有之，自比乐毅者则无。因为在时人看来，乐毅与管仲不在一个级别，他只是吕布、孟达之流的选择，[5]像诸葛亮这样“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的人，乐毅根本不能与之相匹配。故而，西晋人张辅对此表示不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从春秋至两汉，不乏绝世名将，诸葛亮却如此热衷于不太“入流”的乐毅，这颇有些傲娇的“逆潮流”操作，会不会有其深意呢？
其实，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乐毅的生平，就会发现他身上隐然存在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而这股独特的气质，正是年轻的诸葛亮钟爱他的理由。
乐毅，中山灵寿人，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他受燕昭王信任，率领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七十余城，几乎灭齐。后来遭继任的燕惠王猜忌并临阵换将，功败垂成，而他本人也不得不出走赵国。
这个故事一般人都耳熟能详，而他出走赵国后发生的事，却鲜有人知：
燕惠王使骑劫代乐毅为将，骑劫骄傲自大，不久便败于齐人田单的火牛阵，燕国占领的齐土在一夜之间得而复失。遭到如此大败，燕惠王很没面子，于是放下架子给乐毅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
——《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www.xing528.com)
不愧是做君王的，燕惠王人狠话不多，主要意思有两层：一、我临阵换将并不是猜忌而是出于一番好意，是你乐毅误会了我；二、你乐毅出走赵国，对不起先王（燕昭王）的知遇之恩。
按理说，人家是一国之君，能主动给你写信请你回来，已经是君恩浩荡，换一般人，早就惶恐万端，感激涕零，被彻底“拿下”了。可乐毅偏偏没有，他在看完燕惠王的一通狡辩后，立刻提笔回了一封信。在回信里，乐毅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地数落了燕惠王的种种不是，也从容坦荡、情真意切地感激了先王对他的知遇之恩。全信比较长，但读起来一气呵成，颇有气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报遗燕惠王书》。
这封书信，可以说是自古以来第一次正面阐释君臣二元对立关系的杰作。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说：
燕国有乐毅……其《报燕昭王书》［即《报遗燕惠王书》］，乃战国时数一数二享高名受传诵的大文章。不单因其文章好，乃因在其文章中所透露的君臣知遇，出处去就，功名恩怨，他个人所抱持的高风亮节，大义凛然，为千古莫能及的人格表现。
重点就在“人格”二字。君臣本是二元关系，双方都有独立的人格。但在中央集权的大趋势下，臣子慢慢演化成了君王的附属品。古今中外，有多少朝堂冤案仅仅是因为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造成的呢？可是，乐毅偏偏不，他坚持的是作为臣子的独立人格。燕昭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便下齐七十余城相报；燕惠王猜忌他并临阵换将，他就远走赵国，不复愚忠。
这种思想在古代有多可贵呢？司马迁写《史记》说，蒯通和主父偃读到乐毅的这篇《报遗燕惠王书》，“未尝不废书泣也”——一不小心把两个大男人读哭了。
作为乐毅的“脑残粉”，诸葛亮应该是读过这封书信的，他能没有感触吗？他舍弃了孙武、白起、李牧、王翦等名将而选择乐毅，追求的不正是独立的人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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