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和救世主的情节,普遍存在于许多宗教的教义中。根据专家的研究,犹太人在异族的征服之下企盼一位救世主降临,终结腐朽世界,进行末日审判,取而代之以永恒的天堂。犹太人等待的救世主被称为“弥赛亚”,也就是希腊语中的“基督”。耶稣正是自命为弥赛亚,但他不再是犹太民族的救世主,而在西方具有了普遍性。
季羡林先生认为,佛教中的未来佛“弥勒佛”在语言起源上与“弥赛亚”非常接近,两者当有相似的渊源。在中国历史上,以弥勒佛下生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可谓是前仆后继。有史学家认为,明朝的国号“大明”,来源于佛教中的明王,也就是弥勒佛。
虽然佛教救世主的影响非常深远,但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末日和拯救思想的是道教。先秦时期的道家思想可分为老庄和黄老两支。其中黄老道尊崇黄帝和老子,于汉初盛行一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退出朝廷,遁隐民间,发展为早期道教。汉成帝时,道经《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声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地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是为末日预言的开始。从汉成帝到灵帝的两百多年间,该经被三次献给皇帝,引发朝堂争议不断。
民间对于末日预言的恐慌和骚乱也一直不断,反映了百姓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汉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春发生旱灾,“民相惊动, 哗奔走”,百姓手持一根禾秆儿或麻秆儿,名曰“行诏筹”,并以此物祭拜西王母,还传言会有“纵目之人”降世。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
官员贪残成风,社会恶性运行,人心思乱,因而末日观念才会深入人心,大批民众惊恐骚动,放弃家园出奔流浪,引发动荡。(www.xing528.com)
中国在宋明以前盛行五德终始说。战国时期的五行学说将象征王朝正统性的“德运”和五行、颜色对应起来。秦为水德,汉初否定秦而自居水德,武帝时改为土德。王莽篡汉时便利用德运学说,以汉为火德,自居为黄德即土德,以证明自己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火生土)。王莽失败后,东汉恢复“火德”,黄老道则发展出水(末日洪水)克火(汉火德)、土(黄德)克水(末日拯救)的思想,形成了末日来临和黄德当立的主张。
此后黄老道势力不断上升,东汉诸帝均与其有接触往来。延熹八年(165年),桓帝梦老子而命边韶撰《老子铭》,次年又“祀黄老于北宫濯龙中”。然而汉帝没有接受道教的改元主张,于是道教转换方向,在民间制造舆论,以至于“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立”。
参与桓帝祭祀黄老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曹操的祖父曹腾。桓帝从小被宦官曹腾服侍,故而对曹腾宠信有加,撰写《老子铭》的边韶亦是曹腾所荐,可见曹腾与黄老道关系密切。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即认为:“曹腾是汉桓帝的亲信宦官,必然也参与其事,信奉了‘黄老道’。曹操早年就信奉‘黄老道’,该是出于家学渊源。曹操一直到死,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道’的信仰,在他晚年居住的洛阳宫殿里,也还有专祠黄老的‘濯龙祠’。”
曹操出生于信奉黄老道的家族,于黄老道有着家学渊源,故而早年便刻意营造自己“得天命”的舆论。何颙见曹操时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桥玄说:“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阮瑀更是声称“奕䜣奕䜣天门开,大魏应期运”。这些名士的言论都成为影响力极大的社会舆论。曹操还吸纳了众多方士为曹魏天命鼓吹,打造自己道教“救世主”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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