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节二年（前68年），三朝元老霍光病逝。两年后，霍氏一族因谋反罪被满门抄斩，宣帝终于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机会，那么他又将如何推行自己的政策呢？
前面已经提到，宣帝的首要任务仍是恢复因武帝末年弊政所耗损的国力，而作为武帝嫡曾孙，他又希望能够效仿武帝，缔造与之相媲美的事功。因此，宣帝要拿出属于自己风格的“霸王道杂之”统治策略，即在把握武帝“王霸兼采”“儒法结合”思路的基础上，通过建设具备实务能力的循吏队伍，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以此避免武帝时因滥施刑罚造成的社会动荡。
首先，宣帝遵循了武帝“尊儒”的基本国策，在位期间始终奖励儒学，“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新设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三家《易》及《穀梁》博士，还亲自召集诸儒，举行校正五经同异的“石渠阁会议”。
然而，宣帝的“尊儒”是有限度的。与武帝相同，宣帝追求政治上的实效，相较于儒生，他更喜用文法吏，甚至让出身卑微的宦官弘恭、石显掌握中枢行政，这无疑激起了儒生的反感。儒生出身、时任司隶校尉的盖宽饶便以死进谏，痛斥宣帝：“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
宣帝对当时儒生的提防并非无因。自西汉中期以来，汉代儒学即呈现出一种浓烈的复古主义倾向，儒生时常援引经书典籍的字句议论时局、抨击朝政，他们感到武帝以来的施政方针已经背离了孔子之道，《公羊》学者眭弘甚至认为按“三统”循环，汉家历数已终，竟上书要求昭帝退位，以“承顺天命”。显然，儒生的上述论调对宣帝的统治是极端不利的。
因此，宣帝在施政中更注重提拔具有实务能力、熟悉法令的文法吏，宣帝一朝涌现出众多“循吏”便是这一政策的突出表现。所谓“循吏”便是一批能“上顺公法、下顺民情”，以民为本、安定地方的官员，在《汉书·循吏传》所列的六位“循吏”中，有五位都自宣帝朝任官，他们包括：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和召信臣。
这些循吏在地方上往往能重视民情民意、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教育，汉宣帝对卓有政绩的模范官员也不吝拔擢，引领了一时风气。例如，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宣帝下诏“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颍川太守黄霸“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因而被“征守京兆尹，秩二千石”。(www.xing528.com)
宣帝任用循吏是其能开创“中兴”的重要原因，他曾感叹：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
在其心目中，地方官员的治理水平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问题，正是由于他有这样的认识，“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作为一代“中兴之主”，当宣帝听闻太子质疑为何不专用儒生时，自然大动肝火。事实显而易见，儒生虽然能激扬文字、议论朝政，但缺少实干精神，能做事的还是那些扎根基层的文法吏，儒法并用、“霸王道杂之”的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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