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门市革命老区发展史─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探索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1956 年夏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大的波折，发生了波匈事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群众闹事等未曾预料到的问题。面对这些复杂的新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1957 年4 月27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县委根据中央、省、地委的指示精神，从1957 年 5 月下旬至 6 月，采取把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听取非党人士的批评建议结合起来的方法开展整风运动。先后三次分别在县政协、县委统战部召开工商界及其他各界各阶层人士座谈会， 从各个方面听取意见，以便确定重点进行整风。7 月 4 日，县委发出《关于执行省、地委整风运动的初步计划》，安排县直机关从 8 月起到冬播为学习阶段，1958 年春夏基本结束。

为了推进整风运动，1957 年 11 月中旬，县委确定 4 个镇开始全面整风。要求广大党团员和干部围绕生产，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树立和巩固社会主义阵地。12 月下旬其他各区乡镇全面展开。主要解决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批判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妖气），提倡树立敢想、敢做的跃进思想和实干苦干的工作作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等活动。通过大半年的学习宣传讨论和试点后的全面推广，整风运动取得良好效果。特别是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揭露了不少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机关中的“三风”“五气”，以及存在的浪费现象等。农村各地整风，把落实生产规划同组织鸣放辩论结合起来，使生产规划生根，措施落地，搞得热火朝天，掀起了大规模的冬季生产运动。随着干部思想作风的转变，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也充分发挥出来，全县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和力争 1958 年粮、棉、油丰收的生产新高潮。

但是，在全国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情况。这就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利用“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根据中央和省、地委工作部署，县委在提倡运用大鸣大放为党组织提出改进意见，着重进行党内整风的同时，急风暴雨式地转向反右派斗争，在广大工人、农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开展对反革命分子及坏分子破坏活动的批判斗争。1958 年 1 月 3 日县委首先集中全县小学教师到县城进行整风。在为期 45 天的整风期间，又按省、地委的指示进行反右派斗争。2 月下旬，反右派斗争又在县直机关、工商界、农林水、财贸战线等全面展开。在反右派运动中，各地各单位广泛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范围既在党内也在党外，对在整风运动和大鸣大放中有过激过偏言论的人确定为右派分子，号召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要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由于受全国政治形势的影响和上级指示精神的推动，全县共有 662 名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此外，还有工人、农民、营业员中也有极少部分人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作为敌我矛盾处理。这一运动，在当时推动党内整风是必要的，但扩大了反右派的打击面，则为过左偏急的失误， 成为后来平反纠错的一道曲折历程。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是在批评反冒进和酝酿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1958 年 1 月，湖北省委在孝感召开孝感、黄冈、襄阳、荆州4 个专区的农业生产会议，贯彻中央南宁会议关于批判反冒进的精神，要求上述专区49 个县开展增产运动，在一年内实现“千百万， 翻一番”的目标，即以县为单位达到粮食高产千斤、棉花高产皮棉百斤，户户粮食万斤，使各县粮、棉、油总产量翻一番。会后， 各地县分别召开会议予以落实，高指标、浮夸风愈加抬头，“大跃进”在全省拉开序幕。同年 6、7 月间，省委召开扩大会议， 再次修改全省农业发展规划，要求十年规划三年完成。会上把人们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的主张斥之为“条件论”，把对高指标、浮夸风持怀疑态度的人斥之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狠批所谓的“保守思想”和“农业增产有限论”等，对有些人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等脱离实际的口号予以肯定和支持。

在大反“保守派”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天门县农业“大跃进” 运动随后开展起来。《天门报》也报道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高产“卫星”。如小麦亩产 1032 斤，芝麻亩产 1749 斤，黄豆亩产 910 斤，棉花亩产籽棉一万零几斤等高产“卫星”。8 月 20 日，20 万人云集城关镇，以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向省、地、县委报喜。其中，有水稻 1000 斤的乡，籽棉高产 1500 斤、平均每株成桃 40 多个的红星社，有芝麻高产 5000 斤的杨场建军三社等“高产卫星”。在追求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浪潮下，县、区委有关领导和许多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和正直耿介之士对形势的发展提出了质疑和反对意见。小板区红光二生产队的社员代表在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夜战跃进到处红灯，五十五人锄了二亩二分，用了八斤半煤油，打破了两个夜壶，第二天去看，草没锄完，丧了苗子的性命。”这反映了基层干部和群众对一些荒谬的宣传和不合实际的做法是反感有意见的。但这些质疑和反对意见不但没引起重视，反而受到压抑和排斥，许多人不敢表示不同的意见。假新闻高唱入云，浮夸风遏而不止。尽管这样，天门农业主要农作物产量，在人努力、天帮忙下，还是取得了丰收。粮食总产达 5.63 亿斤，比 1957 年增长2.28%；棉花总产 56.76 万担，比 1957 年增长 6.71%，油料总产2050 万斤，比 1957 年增长 6%。

工业生产上的大跃进突出表现在大办钢铁上。1958 年 8 月， 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后，提出 1958 年的钢产量要比 1957 年翻一番的目标。湖北省也召开全省钢铁工业生产会议， 要求全省掀起全民大办钢铁的热潮，并向各地市县下达实现“钢铁升级”的指标，要求各地大量建立小型钢铁厂，计划 1958 年底生铁产量达到 100 万吨；到 1962 年，生铁产量达到 1200 万吨，铁产量 600 万吨。荆州地委自加压力，提出完成钢产量 4 万吨，铁 36 万吨的生产任务。要求全区用 10 万人在 7、8 月份投入钢铁生产，天门县委、县人委根据省、地钢铁生产部署，从 7 月份开始发出全民大办钢铁的号召，首先用 3 个月时间发动群众大力收购家用废旧铁制品，后收购废钢铁计 1756.7 吨（其中洋生铁310 吨，杂铁 1446.7 吨），然后集中全县 4 万多人，于 10 月份先后赴荆门仙居南桥炼铁厂，分别在山上砍树挖煤，找矿炼铁。经过三个多月的鏖战，只生产出有用铁 240 吨。为了满足大办钢铁和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县委还发出“苦战 10 天，把全县运转工具全部安上滚珠轴承”的号召。到 10 月 20 日止，全县建立滚珠轴承厂 1400 多个，生产滚珠轴承 29.2 万套，12.97 万件运转工具，90% 安上滚珠轴承，基本实现运转工具滚珠轴承化。接着还开展了推广绳索牵引机、机械上马等技术革新活动。

“大跃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国农业生产“一马当先， 万马奔腾”口号影响下，全县其他各行各业的各种“大办”接踵而至。大办农村人民公社 12 个；大办水利上劳力 1.8 万人；大办交通修公路 11 条，通车里程 178.6 公里，建乡村大道 479.63公里；大办公共食堂 5990 个，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大办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小学 155 所，办托儿所幼儿园 6000 所；大办土肥化工厂 4000 个，颗粒肥料厂 1700 多个，土农药厂 4300 多个。这些“大办”，除少数在后来发挥作用外，大多则是图形式而有名无实。由于农村精壮劳力外出炼钢铁、修公路，剩下的“五子兵”（老头子、小孩子、大肚子、病壳子、老婆子）搞农业生产，成熟的秋收作物无人收割，造成粮谷烂在田头地间和禾场上，致使粮食减收不少。以大办钢铁为主的工业大跃进，虽然促进了工业化的进步，但它超越了科学发展的现实条件，也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在“大跃进”运动迅猛发展的同时，天门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最初是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后来 1958 年 8 月 18 日，县委根据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精神，到小板区将所辖的联合、东庙、金星、巾河、前进、四场等 6 个乡，筹备办成人民公社。在广大群众的一致申请下，全区 14306 户于 9 月 7 日成立了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小板人民公社。次日，小板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2 万群众怀着喜悦的心情庆祝人民公社的成立。9 月 20 日，中共湖北省委也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对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组织规模、分配制度等作了具体规定，县委在全县进行了大宣传，促进了人民公社的发展。到 9 月 26 日止，全县 894 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 12 个农村人民公社，所属 192769 户农户全部入社。最大的公社为 33983 户，最小的为 11300 户，一般都在 1.6万户左右。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五位一体”（工、农、商、学、兵）的体制。同时，将 76 个乡改为 82 个大队，894 个高级社改为 821 个中队，辖 5657 个生产小队。土地、耕畜、农具、山林、水面等全部归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

1959 年 2 月，县委、县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将原用“大跃进”口号命名的 12 个人民公社，调整划分为 13 个人民公社，并按地名命名，即卢市、小板、干驿、横林、麻洋、小庙、渔薪、黄潭、石河、九真、皂市（后改为合丰）、多宝、张港。

1961 年 4 月，根据中央公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纪要》精神，县委决定：将原来的13 个农村人民公社改称为区公所，建立区委。将原公社所辖管理区改称为人民公社，成立公社党委。三个镇人民公社，也改称镇政府，建立镇党委。到1961 年底，全县辖13 个区公所，3 个镇政府，2 个农场，81 个人民公社。这一体制一直维持到1975 年12 月结束。

短期纠“左”及其曲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暴露出的尖锐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1 月下旬和12 月中央在湖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唱个低调”，“压缩空气”，反对高指标、反对浮夸、反对作假；整顿人民公社，认真检查公社的生产和社员的生活；认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商品问题。在中央和省、地一系列布置下，天门县也开始了短期纠“左”和人民公社的调整工作。(www.xing528.com)

在贯彻省委《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时， 县委要求各区在组织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把劳动和休息结合起来，使劳动者有足够的睡眠休息时间和一定的文化娱乐时间；要求搞好工具改革，改善劳动组织，逐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1958 年 12 月 22 日，县委发出《关于在全县干部中开展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大讨论的通知》，强调“通过这次讨论， 使每个干部在思想上明确三化和民主管理化的关系，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完成任务与走群众路线的关系，关心群众生活与搞好生产的关系；使每个干部从思想上、方法上树立处处关心群众生活， 遇事同群众商量的民主作风”。通过讨论，还制定了机关实行星期天制度和农村社员每月休息 2 天的实施方案。

在贯彻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文件精神时，将原来的三级制改为“实行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四级核算”的管理制度。1959 年 4 月 12 日，县委印发《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八项规定》和《关于干部转变作风的规定》等文件。具体规定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职权范围， 自上而下层层推行“三包（包工、包产、包投资）”“一定（定责任奖惩）”“四到田（作物到田、产量到田、措施到田、管理人到田） ”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

在全县五级干部大会上，县委一再强调，对于过去刮“共产风”给群众带来的损失，一定要认真清理，坚决退赔。并规定从生产资料、账目、主要农作物等 10 个方面入手，在全县开展“三边（边鸣放、边清理、边解决具体问题）”“三兑现（该下放的劳动力兑现、物资兑现、现金兑现）”。到 1959 年 8 月，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经济问题，小集体和社员的经济关系处理，全县 842 个生产队（大队）已处理好 601 个，部分处理好的 233 个，没有处理好的 8 个，遗留问题到 1960 年春全部得到解决。经过县委八、九两个月纠“左”的努力，曾经盛行于各行各业的“浮夸风”和“共产风”有所收敛，高指标、瞎指挥有效遏制，城乡群众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得到有效改善，全县国民经济重新向好运行。

正当天门局部纠“左”初见成效之时，全国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此后，全党由纠“左”向反右倾保守急剧转变。1959 年 8 月 14 日，湖北省委发出关于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开展反对右倾思想斗争的党内文件，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是党的主要战斗任务，要求各级党委采取从上至下加强领导和从下而上发动群众的方法，开展大规模的反右倾、鼓实劲的思想运动。9 月 6 日至 9 日，天门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和省、地委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并有针对性地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以此推动全县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活动。10 月 5 日至 13 日，县委再次召开有生产队以上党员干部 2523 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展开了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会议结束后，从县直机关到人民公社，从干部到群众都卷入全党整风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到当年年底结束时，全县被确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判的党员干部有 229 人，结论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有 179 人。反右倾斗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使党内的民主生活又遭到损害，中断了正在纠“左”的进程，使“左”倾错误又延续了更长的时间。这些被确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县委于 1961 年 12 月根据上级政策精神，大部分经过复查重新恢复了名誉和职务。

“反右倾”斗争和持续“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反右倾斗争后，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不顾科学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升温，全县“持续跃进”和“更大跃进”相继展开。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同时，仍然提出粮食产量要超过 1958 年，力争完成 7.3 亿斤，对在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落实的总产 5.8 亿斤还要加码，其他农林牧副渔也要来一个翻身。而实际结果是：1959 年全年粮食产量只有 19.7 万吨， 其中夏粮比 1958 年减产 2.36 万吨，秋粮减少 6.1 万吨。只有红薯比 1958 年增产 68.9%；棉花总产量全县 23778 吨（合 47.5万担），比 1958 年减产 2587 吨（合 5.2 万担），减少 19.2%；油料总产量比 1958 年几乎减少一半。好在县委采取措施，使多种经营方面获得增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业主要农作物减产而造成的不足。

1960 年 2 月 6 日至 15 日，县委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动员春耕生产，参加会议的有公社、农场、管理区、生产队、小队干部共计 7353 人。会上进一步确定了“早”字当头和无往不胜的跃进思想，提出了“一季捞全年，一年超两年”“穷队一年赶富队”“丘陵一年赶平原”“生活安排好，生产高潮高”等口号，有的表示春季粮食作物争取超过1959 年全年的产量（预计） 的总和。然而，由于“特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的指导，导致这年生产又是全面滑坡。县委领导在汲取教训时说：主要表现在一个“大”字，一个“化”字，什么东西都讲“大”而“化”。每个大办就是一次“大刮”，就是一次大破坏。在生产方面的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也是一个主要表现，产量报得高，成绩报的大，除了有些地方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外，主要原因还是县委逼高指标逼出来的。1958 年以前天门报的产量是对的，1958 年秋收后我们对产量高低就摸不准了，主观上就规定了一个高产量，并从多方面找高产量的根据。还从计划安排上没有因地制宜， 生产环节上一搞什么都搞什么，没发挥各地因时因地制宜地去抓生产。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共度自然灾害难关。1958 年至 1960 年连续几年农业产量下滑和经济发展困难， 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境。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县委及各级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与全县人民一道，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共度自然灾害难关。认真抓好“一平二调”兑现，坚决反对“五风”， 彻底转变干部作风，集中优势兵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

一是广泛宣传政策，充分发动群众，整顿干部工作作风。经过整风，不仅打击了坏分子，进一步纯洁了组织，并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都受到了一次极为生动和深刻的教育，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大大转变。大部分干部做到了参加食堂、吃食堂、办食堂，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扭转了过去指手画脚的不良作风，密切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二是实行计划用粮。全县 5728 个食堂，整风前有 1712 个食堂每人每天吃不到半斤粮。整风后，每人每天吃 10 两以上的生产队 85 个，吃半斤以上的 5566 个，吃半斤以下的只有 77 个了。加上县人民委员会分三批发放救济款 12.43 万元，救济 15226 户计 54613 人，帮助社员解决了困难。

三是狠抓“四病”治疗，免除群众疾苦。从 1959 年 11 月到1960 年 3 月止，全县发肿病 12446 人，干瘦病 4152 人，子宫下垂 11228 人，闭经病 6069 人。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领导多次强调，对病人采取集中和分散的办法进行治疗，并要求对病人照顾好。1960 年 1 月拨款 9.33 万元，作为病人的医疗费和生活营养补助，到 4 月底止，治好肿病 8444 人，干瘦病 1491 人，子宫下垂和闭经病 15384 人，还有病人 8283 人，已入院的 6534 人，基本上 80% 以上病人都得到及时治疗。通过各级党组织采取这些措施，解决群众面临的生活困难，进一步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 加快了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