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王：纽带东亚的治水神

广岛的“大禹谟”石碑修建的时间

在中日两国国民中年纪稍大一点的人应该不会忘记1972年，这是十分具有历史意义一年。中日两国在经历了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断交后，于这一年9月，回复了邦交正常化。这是两国相互体验和平，相互发誓“日中不再发生战争”的一年。

位于日本广岛太田川河岸的“大禹谟”石碑，就是在这年的5月份开始修建的。确实从这年的9月份开始，日中两国沉浸在友好的气氛中。但是，笔者已确认过，在修建这个碑的5月份，这种友好氛围与邦交之后相比，还比较淡薄。

广岛的市民从修建放水路阶段开始，就已回想起了禹王的故事。效仿中国把禹王治水的名言警句刻在大岩石上，其目的主要是想把自己在治水上所取得的成就传播给子孙后代们。关于这一点，在第三章已经叙述过了，据说这块石碑的发起人是池田早人，是当时的佐町町长，他作为立碑的发起人，亲自挥毫撰写了石碑正面和反面的碑文。

在仰慕禹王的中国人中，究竟有多少人知道在日本修建了多座称颂禹王的石碑呢？而且在两国尚未建交的情况下，还修建了连作为中国人的我也感到惊讶的大型纪念碑。看到广岛的这块不同寻常的禹王石碑，我再次深切地体会到这座纪念碑不仅是赞扬禹王治水功绩的石碑，同时也是铭刻日中友好关系的纪念碑之一。

“和魂汉才”的启示

与禹王相关的祭祀活动和研究会在日本各地举行，这让外国学者惊讶不已。关于日本和中国的这种特殊的文化渊源关系，或许是因为受到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近几年来，邀请我去做相关演讲的不只是中国，也有许多来自欧洲的邀请，多以日中比较为主题。当我应邀做关于禹王方面的讲座时，我能深切感受到听众在我演讲前和演讲后的氛围变化。我的演讲一度被评价为“探索东亚联合的新的突破口”，这种评价或许会让人觉得有些夸大其词。

说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对于生活在东亚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常识。但是，东亚之外的国家，比如欧洲，情况未必如此。也可能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学习对象从中国转向西方，许多国家普遍认为日本近代是在吸收西方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即使对于中国人，看到日本至今信仰四千年前的中国圣人禹王，并在传承着禹王祭祀活动，也会惊讶不已。但我所看到的这些现象在专家学者们看来，可能是不足为奇的。

中国大陆的社会土壤，自古以来就具有产生普遍性的力量。周边地区把它看作是一种文明，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中国的文化，然后把其作为本国的东西。禹王在日本扎根也是其中的例子之一。

但是，可以说日本列岛上的日本人，在吸收中国文化方面，是周边国家中最具特色的，并且形成了一整套方法，这一方法简言之可概括为“和魂汉才”。所谓魂是指精神，才指知识。也就是说，日本在不丧失自我独特性的基础上，自觉接受来自中国的知识和文化。这可以说是日本在文化吸收方面的独创性。

多少学过一点儿日本历史的人都知道，“和魂汉才”使日本和日本文化变得丰富多彩。日本一边学习中国文明，一边把这些文明用独特的方法改造成具有个性特点的文化，这种方法是他们花费了较长的时间体会出来的。也可以说日本发挥了混合文化历史性的试验场作用。

我认为“和魂汉才”的方法论也适合于禹王信仰。其方法论体现在“治水神”形象的二合一“圣人”和作为圣人，彰显了以他高尚的道德为主的整体印象，并受到人们的敬仰。与此相对，在日本，尤其是在庶民阶层，禹王治水方面的功绩，被特别扩大。如前所述，对于了解了日本的禹王信仰后感到惊讶的中国研究者，这种差异也令人感到意味深长，作为禹王存在的新的亮点，开始重新认识他的真实形象。这对中国人来说，禹王是在他国展现出独特发展的本国文化，是重新进行自我认识和他者认识的契机。

郑重地说，代表中国文明的文化，仅只是中国的东西，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正因为这种普遍性，所以才被日本全部接受，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日本之所以接受中国的文明，是因为日本具备了接受中国文化的特殊条件，中国文明能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所以，日本积极吸收中国文明的要素，让中国文明渗透到本国文化之中。禹王所具有的这种“治水”要素毫无疑问是有普遍性的，对日本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现在，应该加深与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台湾、香港、澳门、以及韩国等受中国文明影响。并且拥有汉字文化历史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通过交流，提升这些地区的学者对禹王研究的关注度。我在足柄地区邂逅的中国四千年前的禹王，居然能产生如此大的学术意义和效果，这让我感慨万分。

禹王在母国的研究

1978年至2010年1月期间，中国的禹王研究会共召开了十九次会议。在刘训华等编著的《大禹文化概论》（2012年）中介绍了禹王研究会召开的地区和次数。召开地的详细情况为：河南省二次（洛阳市、开封市）、四川省八次（都江堰三次、川北市五次）、浙江省三次（全部在绍兴市）、山东省三次（均在禹城市）、安徽省两次（均在蚌埠市）。今后次数肯定会继续增加。

禹王研究分为两大类，即资料收集和挖掘调查。首先，资料收集研究方面，先行研究有欧、欧阳、涂（塗）、植的四姓家谱（上海图书馆收藏）等。其主要成果收录于《大禹后代姓氏及家谱》。目前以朱振华编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作为参考文献。在挖掘调查方面，以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生物学研究为主，各团体及个人研究者呈现你追我赶的多样性研究态势。

关于考古学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北京二里头为中心，进行过挖掘，连续发表了令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日本的“治水神·禹王研究会”，最近每年都与中国的禹王研究机构进行交流。交流主题多样，关于现场调查，来自日本的参与者也在增加。日中两国可以进行共同研究的题目很多。例如，群马县利根郡片品村的“大禹皇帝碑”和中国会稽山的大禹石碑十分相似。同时，学者们指出这两块碑与湖南省衡山的岣嵝碑也有关联。假设石碑是从会稽山传到片品村的，那令人费解的是在限制与外国进行交流的江户时代之前，相关的资料是如何到达日本的？

位于绍兴市会稽山的大禹陵中的大禹碑。（照片提供：楼正豪）

为解开在中国尚有很多未解之谜的“岣嵝碑”这个课题，可以断定进行“岣嵝碑”与其文字形态相近、位于群马县片品村的大禹皇帝碑的共同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其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朝鲜半岛的“禹”姓族

在前一章叙述过了关于朝鲜半岛的禹王信仰，在朝鲜半岛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呢？或许是因为朝鲜半岛在历史发展演进的路径上与日本有所不同，朝鲜半岛上作为“治水神”的禹王像尚没有被确认。但在地名中，保留带有“禹”字命名的地方，比如能看到“禹山”“禹津江”“禹池里”等。

与日本相比，在朝鲜半岛，拥有保持来源于中国的汉字姓和汉字名的环境。至今还保存有被称为禹姓的家族谱系。关于家谱，据集大成的廉皓等人编著的《朝鲜姓氏族谱全书》，韩国的“禹”姓一族的祖先是禹玄。因为这个人物是夏禹的子孙，和他相关的人也应该是具有同样的背景。

禹玄是在高句丽时期，迁徙到朝鲜半岛中部的丹阳（现中清北道），在当地任官职，被追赠为“门下侍中平章事”。在高句丽末期出现了被称为易学创始人的禹仲大，其是禹玄的第六代孙。其孙禹倬继承易学，因为有“把易学引入东方”的业绩，因此被世人称为“易东”。禹倬的孙子叫禹玄宝，1355年科举考试合格，成为朝廷的辅佐官，深受信赖，生了五个儿子，全都专注于学问，使禹姓一族的家族势力发展壮大了起来。

在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年），禹姓一族子孙中地位显赫的人物辈出。例如，当了恭让王（1345—1394年）的女婿（驸马）的禹成范、兵曹参盼禹承范都是禹玄宝的孙子。在世祖（在位时间1455—1468年）时代被册封为大功臣的禹贡是禹宏富的曾孙，其在燕山君（在位时间1494—1506年）时代的“竹林七贤”的成员之一禹善言的儿子。此外，明宗（在位时间1545—1567年）时代的功臣禹孟善、宣祖（在位时间1567—1606年）时代的南人领袖的禹性传、黄海道观察使禹昌绩等，都是禹姓一族被载入史册的伟人。

即使到了近代，禹姓一族的子孙中也依然是人才辈出，例如，成为抗日运动义兵将领的禹东善、安重根，挺身于民族独力运动的禹德醇，创立了光复会和成为中国东北军事教练学校的独立运动家的禹在龙，利用遗传学创造了使用价值较高的植物新种、成为世界知名育种专家的禹长春等。

如上所述，朝鲜半岛上的禹姓家系中，杰出人物不断涌现。在韩国有珍视家谱、保存家系（家谱）的传统习惯。禹姓一族在韩国确实令人刮目相待。

根据前述的《海峡两岸大禹文化研究》，韩国禹姓一族的总人口已达四十万人以上。其中心是以丹阳为据点的禹氏族亲家花树会，其为韩国的禹王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史济煊、陈瑞苗共著的《大禹论》记载，韩国禹姓一族的人口是十七万。1993年6月，禹氏族亲家花树会的理事长禹容钧访问了中国郑州，1994年6月该理事会与郑州共同举办了第九十四次国际青少年书画展，设立了大禹杯奖项。禹姓一族以通过对各种文化活动作出贡献的方式使其拥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

故事中所涉及的禹王的意义

朝鲜半岛与禹王相关的史料很多。据《桓檀古记》等记载，在建国神话中出现了被认为是禹王的人物（《桓檀古记》在历史学界也有说是近几年编撰的）。在《桓檀古记》的“桓檀世纪”中有以下的记载：

甲戊六十七年，帝派遣太子扶娄，在涂山与虞司空相会。太子传授五行治水法，在划定国界时，幽、营二州归属于我。

若是了解禹王以及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人，或许可以推测，在这里与太子扶娄相会于“涂山”的“司空”（管理治水、土木、以及囚犯的官职）娶涂山氏的女儿为妻，这个人物可能就是被舜帝任命为“司空”的禹王，所谓扶娄传授五行治水的方法或许就是治水神禹王所传授的方法。

另外，在《桓檀古记》中，太子扶娄作为“二世檀君”，之后继承了帝位。因为“贤而多福”的扶娄治理国家，因此朝鲜半岛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www.xing528.com)

在韩国的传统文学名作中有一个叫《春香传》的故事，禹王出现在这个故事中。《春香传》是朝鲜李氏时代的恋爱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府使的儿子李梦龙和妓女的女儿成春香，两人在广寒楼一见钟情。可是，梦龙要和任期结束的父亲回都城。梦龙和春香发誓再次相逢。之后，后继的府使卞学道看中了春香的美貌，想把她娶为妾，而春香为了恪守对梦龙的贞节，没有屈服于府使。被激怒的府使卞学道把春香投入了监狱。与此同时，返回都城的梦龙通过科举考试，当上了官，并知道了春香的不幸。所以，梦龙揭露了卞学道的恶性，救出了深爱着恋人的春香。二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这个故事中，关于禹王的记述，可以确认的有五个地方。即“列举大禹治水的功绩”“为治水而乘舟去陆地”“这位禹王虽然是圣人，却受到限制”“泪水变成了雨水、这位大禹的九年治水如水……”“禹王为了治水，花了九年时间，九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这五个地方。

这种场景在日本古典文学中是很不容易看到的，或许可以说是因为禹王在这个故事中出现的频率太高了。韩国把儒学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点上，韩国比日本体现得更彻底，因为儒教的创始人孔子竭力称赞禹王。在这个故事里禹王的出现频率同时也体现了韩国重视传统的文化特征。而且，实际上《春香传》在日本比《源氏物语》更受喜爱。其中，关于禹王出现的频率如此多，显示了韩国用文字传播禹王的倾向比日本强烈。

这部作品所有的地方都十分自然地穿插了禹王的故事，可以说作者是以读者具备相关的禹王的知识为前提而写的。假如把这个故事翻译成日语的话，有多少日本人能读懂书中对禹王的比喻呢？即使读懂的人不多，也没问题。有人能读懂，那就说明日本与韩国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

把韩国和法国、韩国和日本进行比较，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春香传》在韩国的阅读对象是年轻人，是年轻人喜爱阅读的故事书之一。通过阅读该书可以增加了解禹王的机会，这些读者中或许不乏有想了解相关知识的人，我认为这便是汉字数据库的力量所在。

在韩国，与禹王祭祀相关的活动叫“业主嘉利”，这个祭祀活动至今还在举行，这个活动的宗旨是称颂因为受禹王治水教诲的扶娄使国家繁荣昌盛的事迹。也有说法称这些故事的原形可能来源于《揆円史话》（编著于十七世纪、是有关朝鲜古代史的伪书）。禹王出现在韩国的建国神话中，神话中相关的文化要素和丰富的想象力令我觉得意味深长。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日本朝廷屏风画上的禹王（第二章）。在朝鲜王朝历史中，李氏朝鲜国王萧宗（在位时间1674—1720）在“龙飞御天歌”中咏颂了“夏禹王”，这也是很有名的，即使是来源于神话，禹王的信仰存在于朝鲜的朝廷内，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文字资料的保存方面，日本和朝鲜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朝鲜与日本相，是否把禹王作为史迹保留。根据韩国自认为是禹王子孙的人说，在韩国也活跃着禹王·禹氏族亲家花树会。或许他们也作出了像日本的“治水神·禹王研究会”那样的研究成果了吧。

谦虚的纽带

我于2014年秋季看了意大利的庞贝遗迹。公元79年因为卑斯彼沃火山的大规模爆发，二万人口的小镇被埋没了。令人再次感受到无论多么辉煌的文明，在面临自然灾害时，也是束手无策的，自然灾害令人毛骨悚然。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旧约圣书中“诺亚方舟”的故事。面对洪水不是逆流而行，而是在洪水中保护自己，这不是和治水神禹王的方法不谋而合吗？无论是方舟，还是禹王，面对自然的威力，所采取的是一种谦虚、坦率的态度。

这里所说的谦虚并不是指面对自然灾害夺走人类生命的悲惨场景时无动于衷、充满冷漠的谦虚。而是指人类面对自然时，立足于各自的立场，在必要的时候，必须采取谦虚的态度。唯有这样才能产生向自然学习的姿态，产生防灾智慧。人类必须与自然保持协调，保持与自然共生共存。

我们知道禹王作为东亚共同信仰的对象，目前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延续着。通过禹王相关的传承，可以看到东亚在历史上拥有同源文化的一面。大家是否已清楚禹王存在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习惯、风俗、节日活动、信仰的深层之中？如果说到有关连接东亚文化纽带的话题，共同保持了千年的禹王信仰不正是纽带之一吗？

执笔的契机

我写本书主要有以下两个契机。

一个是源于惊讶。一个名为楼正豪的青年对我说他自己是禹王第一百三十六代子孙。楼氏一族如珍宝般小心翼翼地传承着家谱图，保持着团结，生活中以禹王的血脉为荣。现实中居然有这样的人，这着实让我倍感惊讶。

另外一个契机是共鸣。与禹王研究的市民组织的邂逅可以说是促使我进行禹王研究的动力。特别是“足柄历史再发现俱乐部”的成员，虽然与漂亮的研究室、职务、充足的研究费无缘，但在数年间却取得了预想之外的丰硕成果。当地市民们寻找禹王遗迹的动力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他们的动力应该是来源于对自己故乡的热爱之情，想进一步了解自己所居住故乡的历史渊源，想把有历史渊源的故乡的遗迹传承下去，市民们挖掘禹王遗迹的动力源于这种纯粹的故乡情节。他们的爱乡之情深深打动了我。

禹王是中国古典中所存在的人物，是圣人。本来并非是触手可及的人物，但是，祭祀禹王，实践禹王的教义，防止洪水的灾害，日本人为了祈祷、纪念，建了石碑，修建了寺庙，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系列的活动便成了乡土史的一部分，在不知不觉中，禹王就成了当地人熟悉的人物，他们自然地接纳了禹王的传承。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对故乡的自然情感吗？所谓原始而又朴素的生命观、幸福观、人生观是什么？我觉得可以从禹王的传承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我在日本生活了近三十年，在近三十年的岁月中，我学到了日本民众所具有的自然的、本能的生活方式。另外，这种社会生活的存在方式与我从二十多岁就一直研究的宫泽贤治作品中所描述的故事内容有所重叠。至少在宫泽贤治还健在的一百年前的日本，关于禹王和中国古典的人物知识，具有作为一般教养而渗透到日本文化生活中的意义，日中两国在精神层面、生活层面的距离十分相近，相互理解也可能比现在更加容易吧。

在日本，我第一次和禹王邂逅是在宫泽贤治的作品中。之后，禹王在我的心目中更加具体化是以足柄的市民研究俱乐部为中心，与关心日中文化的很多同志的共同研究。换言之，我从宫泽贤治的研究中重新获得了新的课题——“关于日本禹王像存续的意义”，从那之后，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认为自己总算是为自己的课题画出了一个轮廓。但我深切感受到这些成绩是在日本的相关人员的帮助下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成果。

在日本，2014年有十八处世界遗产。2013年6月，富士山不是作为自然遗产，而是作为文化遗产入选，被定位为“信仰的对象和艺术的源泉”，包括山顶的信仰遗迹群和富士五湖，共二十五件成为“构成文化遗产的要素”。

在以富士山为发源地的酒匂川的治水要冲，修建了神禹祠（现在福泽神社）及相关的文命（禹的别称）碑，由于富士山的宝永喷火而受到毁灭性打击的酒匂川流域一带，其治理因为是德川幕府的直辖工程而保住了命脉，管理该工程的田中丘隅在治水工程结束后，祭祀了中国的治水神禹王。禹王现在是作为地区保护神的信仰对象。每年五月举行祭祀。作为当地传承下来的地域文化，深深地扎根于地域社会之中。

大禹文化可以说经过了悠久而漫长的历史涤荡，至今仍被人们传承着。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大禹文化传播到了日本，与地域接触、渗透、冲突、变化、融合、纵横扩展，一直保持着文化的交流功能。虽然也曾经历过失败，但可以从大禹文化的传承中看到构筑历史性文化的原风景。

关于与禹王相关联的史迹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联方面的研究，为刚诞生不久的东亚文化交涉学这个学科领域带来了非常有魅力的素材。大禹文化是东亚构筑共有知识结构的基础，可以从把汉字文化作为象征的视点进行探索，期待今后研究有较大的发展。

各地区所分布的大禹文化，在拥有各自历史性、地域性的独特性的同时，扩大传播，希望读懂、把握这股洪流，文化交涉的方法是以整合人文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多种方法，通过多视角见解来解明。把禹王研究作为一个先驱性的事例研究，使东亚文化交涉学有成效地发展，以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目标，因此，不同地域、民间和大学的研究机构要相互配合，形成新的研究方式。有必要探索出学术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内部，应该与地域、民间进行积极的接触，把东亚文化交涉学作为学问，进一步深化，开辟出新的研究平台。

在本书撰写完成之际，对给予大力支持的日中两国人民——楼青年的老师们以及家人，以足柄为主，从事全日本乡土禹王研究的同行，还有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美国、法国的研究者们表示深挚的谢意。本书的内容如果有不足之处，那是因为我的学习不够充分造成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在出版之际，分别得到了下述机构的大力支持。再次表示感谢：

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国华艺广播公司、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人民中国杂志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福建省文联、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织委员会、山东省人民政府、察哈尔学会、北京师范大学、中日友好学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以上为中国机构）。

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中国文化院（以上为中国香港机构）。

治水神·禹王研究会、东亚文化交涉学学会、禹王峰会广岛实施委员会、禹王峰会尾濑かたしな实施委员会、日本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日中关系史学会、鹿岛世界和平研究所、朝日新闻、日经新闻、东京新闻、新潮月刊、“日本思想”杂志社、二松学舍大学、国立新美术馆、三得力美术馆、日本和东亚未来思考委员会（以上为日本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的各位、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事务室和蚌埠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的各位、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澳门大学的各位、香港孔教学院的各位、足柄历史再发现俱乐部的各位、关西大学的各位、佛教大学的各位、NHK出版社、开城町的各位、王敏研讨会的各位学生。

并致于禹王

表示诚挚的感谢！

王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