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张居正的《帝鉴图说》
明朝的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1825—1882年）亲自编撰的《帝鉴图说》，是为了对年仅十岁的神宗（万历帝，在位时间1572—1620年）实施帝王教育而编写的启蒙书。该书在1572年（隆庆六年）完成后，借唐太宗的“以古为鉴”，而命名为《帝鉴图说》，书中配有一百七十幅图。
本书的原件现存于台湾，在中国大陆也曾出版发行过，在日本被收藏于国立国会图书馆。其中与《大禹戒酒防微图》相关的插图有“揭器求言”“戒酒防微”“下车泣罪”这三幅。
《帝鉴图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的题名为《圣哲芳规》，收录了从尧舜到唐宋时期共二十三位帝王图，“其善可为法者”的事迹八十一个，下部的题名为《狂愚覆辙》，收录了夏、商、周之后三代帝王二十人的“恶可为戒者”的恶行三十六则。“戒酒防微”的故事收录在《圣哲芳规》的第六则中，其插图（图2-10）与在京都御所御常殿的屏风上的画十分相似。
图2-10 来源于《帝鉴图说》中的圣哲芳规中的“大禹戒酒防微图”。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帝鉴图说》传到日本
中国宋代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明代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木板印刷技术的发展，版画的大量印刷成为了可能，出版界也开始追求书籍的装饰效果（稻畑耕一郎监修，刘炜编著，《明——在野的文明》，2006年）。在历代四千多种带插图的书籍中，明版书占了一半，从这点便可以看出中国当时刻版技术的高超卓越。明代带插图的书用崭新、轻松的表现方式博得了周边国家人们的喜爱，在今天的日本，漫画广受欢迎也大抵如此。
《帝鉴图说》融图文于一体，总结出了历代帝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是供帝王阅读学习的简明易读的教科书。据2011年发行的《名古屋城特别展“帝王和王妃的故事”帝鉴图大集合》介绍，《帝鉴图说》传到日本之后，最中意这本书的人是丰臣秀吉的次子丰臣秀赖（1593—1615年），据说当时他立刻让日本国内所有的出版商刊印了该书。
因此，这本书首先在日本统治阶层和武士阶层传播。带插图的明刻版被日本全盘照搬，这可以从模仿明版的《三才图绘》的《和汉三才图绘》的编撰方法中看出来。
《三才图绘》是由明朝的王圻及其儿子王思意编撰，成书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这是一本带有很多插图的百科字典类图书，共一百零六卷，在人物卷中也包含部分帝王图鉴。在日本，根据此书思路新编了《和汉三才图绘》，发行于1712年。该书的第十五卷特别增设了中国帝王图鉴部分，专门介绍了禹王的碑文（图2-11）。
该书是日本百科全书式的经典著作，自发行以来就占据示范性的地位。被收于此书中的禹王碑文反映了当时日本各地对禹王信仰和祭祀的真实性。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大禹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期望。这一点也能从当今日本还能找到数量众多的禹王史迹和文物可以得到证明。从日本皇室文化和民间信仰这两个视点上看，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禹王的多面性和立体性。
《帝鉴图说》是通过朱印船贸易传播到日本的。室町幕府时代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在职时间1368—1394年）从博多商人肥富那里了解到日本与中国明朝贸易的好处后，于1401年把肥富和僧人祖阿派遣到明朝。其结果是不久之后，室町幕府就接受了明朝皇帝册封的“日本国王”封号，虽然在名义上日本臣服于明朝，但却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利益。
足利义满去世之后，日明贸易曾一度中断，但1432年又再次开启。1536年大内义隆（1507—1551年）重新开始派遣通往中国明朝的贸易船，继续展开日明贸易。
16世纪末，为了对付倭寇，日本采用了朱印贸易的形式，作为与中国明朝合法通商的标志。这个时期，大约有二十多次遣明使往返于明朝和日本之间。日本遣明使的活动大大地促进了海运事业的发展。日本从明朝引进了不胜枚举的绘画和书籍，这也是日中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时期。
《帝鉴图说》以及其他的明刻本主要是在朱印船贸易期间或前后由日中两国的商人传到日本的。作为同时期传到日本的图鉴，可以列举的尚有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刊刻出版的《历代古人像赞》、1607年的《三才图绘》等。
图2-11 《和汉三才图绘》中的禹王碑文。
劝戒画的特点
图画的视觉效果要远远胜于文字。禹王传说以图画形式传入日本，与此前日本人对禹王的既有知识相结合，就产生了几何倍数的效果。
“大禹戒酒防微图”属于帝王图类。帝王画在中国绘画中，主题以劝诫画为主，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所谓劝诫画，在中国绘画中是根据儒家道德，以劝善惩恶为目的而作的。绘画的主体通常是历史上的圣贤、明君、名臣、烈士、贞女和反面人物昏君、逆臣、淫妇等。这种形式的绘画产生于儒学盛行的汉朝，之后一脉相延。劝诫画因服务于教化之需，故而有着浓厚的说教色彩，接近于以宗教为主题的道教画，与以观赏为目的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差异很大。
劝诫画(包括圣贤画和名臣画)作为中国人物画的重要题材，主要盛行于汉朝至隋朝时期。从历代的帝王中选取数人来画的画师有阎立本（生年不详，卒于673年）的《历代帝王鉴图卷》（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画卷中所描绘的人物为十三位帝王，从西汉的昭帝刘弗陵到隋朝的炀帝杨广。此外，原本收藏于清朝内务府库中的《南熏殿图像》画了一个王朝所有的皇帝（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宋代之后，山水画盛行，取代了人物画，劝诫画也随之衰退，并失去了本来的劝诫意义。
在日本，类似于劝诫画的画卷盛行于江户时期。在江户时代，幕府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的稳定，让人们对儒家教义有直观的理解，以弼其统治，遂引入了外来的图鉴形式，创造出了大量适应日本风土的日式绘本、绘卷、图鉴等。对长期以来仅存在于文献中的禹王重新进行了“包装”，从而使得禹王形象深入人心。如此通过文字（汉字）和图像的结合，丰富了日本的文化舞台。
日本与中国明朝的绘画比较
现在关于狩野派的研究很多，尤其是野田麻美的《狩野山乐笔〈帝鉴图插图贴屏风〉研究》，对画的特征、内容的寓言性进行了缜密的历史性分析。
狩野派的画风，虽然从绘画的题材和水墨画的技巧上可以看到中国绘画的传统，但在表现方法上却是日本式的。其豪迈的画风特点与中国宋代的绘画风格明显迥异。在这里笔者挑选出从日本桃山时代到江户时期，活跃于画坛的狩野山乐的《帝鉴图插图贴屏风》中的几幅画与中国明朝张居正的《帝鉴图说》（秀赖版）进行比较。
《帝鉴图说》是由一个个短小的故事构成的，每个故事均配有一张插图。如前所述，分上下卷，上卷以“圣哲芳规”为题，讲述的是作为明君的天子们的故事。下卷以“狂愚覆辙”为题，讲述的是关于凶暴愚蠢的天子们的故事。
山乐从其上下卷中分别选出六个故事，以此为基础，画出了十二曲双面的《帝鉴图插图贴屏风》。在上卷中有以下六幅画面。
图2-12 狩野山乐《帝鉴图押绘贴屏风》右隻五曲目。（东京国立博物馆Image：TNM Image Archives）
唐尧的“任贤图治（采用贤人治理国家）” (www.xing528.com)
汉光武帝的“拒关赐布（拒绝开门，接受奖品）”
殷高宗的“梦来良弼（在梦里得到了贤臣）”
汉高祖的“入关约法（进入城门，约定守法）”
夏禹王的“揭器求言（击打乐器进言）”
汉文帝的“不用利口（不录用能说会道的人）”
关于禹王出现的“揭器求言”，我们以下就以山乐和张居正两人的画进行比较分析。“揭器求言”讲述的是夏王朝的禹王了解民情征求臣民意见的方法：前来指教我治国之道的人，请击鼓；前来告诉我处事方法的人，请撞种；前来向我反映情况的人，请振铎；前来向我诉说忧虑的人，请敲磬；前来告状诉讼的人，请摇韶。
画面上，一直正襟危坐在房子中央的人就是禹王。要将两者相比较，就要把张居正《帝鉴图说》中的各图转化成山乐屏风图的形态，一一进行对比。
“揭器求言”，在山乐的画（图2-12）中，禹王的周围有许多重臣侍候着。与此相比，在张居正的画上，禹王的旁边只有寥寥数人。这会不会是山乐认为禹王不是享乐型君主，围绕在他周围的并非优伶宠臣之辈，所以不能只有寥寥数人？禹王应该一边倾听重臣们的意见，一边谨慎地推行治国之道，所以他身边需要被很多人物围绕着，画风因此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在中国的王朝史上，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因为过于重用身边的几名大臣而导致政治失败，帝位被夺走，被后续的王朝取而代之的例子也不少。可以认为山乐把《帝鉴图说》画在屏风上时融入了只按少数宠臣的意见推行的政治是不被看好的这种想法，这是具有普遍性的教训之一。
图2-13 张居正《帝鉴图说》中的“揭器求言”。（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山乐从该书的下卷中挑选了以下的故事画成屏风画。
图2-14 狩野山乐的《帝鉴图押绘贴屏风》左隻一曲目。（东京国立博物馆藏Image TNM Image Archives）
夏桀的“脯林酒池（酒池肉林）”
汉成帝的“市里微行（市井玩耍）”
殷纣王的“妲己害政（妲己祸政）”
汉灵帝的“西邸卖爵（官位买卖）”
上述所列举的画出现在下卷里，但把禹王与同一王朝的昏君之一的桀同时列举，意味深长。我们且将两者进行比较。
首先，关于“一”中的“脯林酒池”，也经常被称为“酒池肉林”（人们往往把这里的肉误解为人肉）。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词语，也成了“脯林酒池”的词源。夏王朝的最后一个帝王桀，为了让他的宠姬妺喜高兴，修建了光芒耀眼的七宝神藏，在树枝上挂满了肉干，命人挖池子，在池子里灌满酒，让美女在那里嬉耍。夏桀就这样食肉饮酒，沉迷于酒色之中，终于被殷王朝的创始人汤王征讨，夏王朝就此灭亡了。
在图中的右上角，桀和妺喜并排坐着，若把两者进行比较的话，山乐的画（图2-14）上可以看见有三个人挑着担，担子上有六个木桶，在最下面（就挑担子的人的旁边）有人把酒从木桶里倒入池子里，从这点可以看出木桶里装着酒。在张居正的画上（图2-15），池子旁边的岩石上可以看见二个人端着装有酒的碗，两个木桶里好像装着肉干。山乐为营造酒池的真实性，描绘出了让人浅显易懂的画面，即在画面上表现出酒池里的酒量之多、场景之大的场面。而在张居正的画上，让人想象到酒的不是酒樽而是器皿，其主要目的是再现池子里已注满了酒的情景，更令人印象深刻。
图2-15 张居正《帝鉴图说》中的“脯林酒池”。（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市里微行（市井玩耍）”，讲述的是喜好酒色的西汉的成帝，隐瞒身份，经常到市井的欢乐街游玩，在那里邂逅了美女赵飞燕，纳她为宠妃，并连带将飞燕之妹也纳入宫中，从此荒淫纵欲，无暇顾及朝政。据说赵飞燕位及皇后，其妹妹与她争宠于成帝，成帝便把所有的朝政委托给了叔父，结果大权旁落于外戚手中，最后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二者相比，构图上的差异一目了然。在两幅画中，戴着帽子、让马飞奔的是成帝，在描绘去走访赵飞燕的场景上明显有较大的差异。与“市里微行”的画面一样，山乐的画（图2-16）在上方留有余白，画中的主要元素（马和人）集中在下方，画面重点突出，看上去似乎没有作为轴画的山水画的意境。与此相比，张居正的画（图2-17）与“市里微行”一样，画面匀称，意境浅显易懂。
图2-16 狩野山乐《帝鉴图押绘贴屏风》左隻四曲目。（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2-17 张居正《帝鉴图说》中的市里微行。（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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