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王在日本的传播途径及留学生的重要性

物理上的路径

大禹对于日本人而言是“渡来之神”。禹王与曾经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渡海来到日本并“归化”日本的“渡来人”不同，禹王是通过书籍传播到日本的。笔者在本节中拟阐释禹王在日本传播的途径。

毋庸置疑，在有史料记载之前，中国的文明是通过海洋传播到日本的。在古代，日本列岛不断有新的技术和文物从中国大陆传来，如水稻的栽培技术、汉字、毛笔的制作、造纸技术等。对于当时的日本列岛而言，中国大陆的文明，所有的一切都令人眼花缭乱。在古代，日本列岛相对于中国大陆还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地域。

中国的文物是如何传到日本的？关于这个问题，从大处划分的话，有两个途径。一条是从中国大陆经东海辗转传来。公元前5世纪到3世纪，水稻、铁器等先进的技术就是从这条路径传播到日本的。之后，便是遣隋使和遣唐使直接传播中国大陆文化和技术的路径，偶尔也有汉人集体渡海到日本的情况。

另一条路径是经由朝鲜半岛渡海而来。在汉朝时期，朝廷曾在朝鲜半岛设置过乐浪郡、带方郡等，以管理朝鲜半岛，传播中国文明。在朝鲜半岛扎根的中国文明传播到了日本列岛。百济等朝鲜半岛的朝鲜人相继渡海来到了日本（3—6世纪）。与上述的传播路径相比，或许这条传播路径对日本列岛的文化发展更具有亲和力。因为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上，有关于此的长篇累牍的记载：日历是从百济、纸和墨是由来自高句丽的“渡来人”（日本对古代从大陆渡海至日本定居者的称呼，也称为“归化人”）传播到日本列岛的。无论途径如何，这些都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此点毋庸置疑。

在这里，我主要想论述一下日本政权建立之后，在国家意识之下与中国展开交往的情况，也就是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的东海路径。

是谁把这些文物带到了日本？是那些从日本来中国大陆的使节。关于日本使节的派遣，中国正史中，有自卑弥呼时代之前的记载。公元57年，后汉光武帝时期，倭奴国使者晋见（《后汉书·东夷列传》）。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晋见的使者把光武帝赏赐的礼物“汉倭奴国王”金印带回了日本。据《魏书》“倭人传”中的记载，在卑弥呼死了之后，日本列岛又再次进入了内乱时期。大约三百年之后，才有由大和的天皇政权所建立的政治上的统一政权，在政权平稳后，开始往中国大陆派遣使节，最早的使节是遣隋使。

在隋朝三十七年间，关于遣隋使的记录有四次，分别是600年、607年、608年、614年。（《隋书》，600年的派遣在日本没有记载）在607年的遣使中，最有名的就是圣德太子的“日出之处天子致日落之处天子书，别来无恙”这句话开头的书简，据说这封遣隋使的书简激怒了隋炀帝。608年的遣隋使中有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一行留学生和留学僧。他们在中国学习汉字，刻苦学习回国后，对日本列岛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向玄理等根据前面已叙述过的、由孝德天皇提出的“新政改革诏书”，作为国学博士负责新政改革草案的制订。随着隋朝的灭亡，唐朝兴起（618年），使节的名称也随之变更为遣唐使。

往来于中国和日本的遣唐使，正如文字所记载的那样，是冒着生命危险渡海前往的。因为缺乏巧妙选择季风渡海的知识和经验，且遣唐使的船只结构无法承受汹涌的海浪，所以旅途异常凶险。在十几次的遣唐使出使中，船只没有遇到风浪而平安往返的实际上仅只有一次，那是在第九次遣唐使（717年）出使之时，一行以多治比县守为大使、总人数达五百五十七人的队伍，分别乘坐四艘船只渡海，其中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人。

这次使者人数达五百五十七人的遣唐使的职业和官职，据中国学者王勇的著作《唐朝的遣唐使》（1998）所述，有大使、副使、审判官、书记官（负责记录）、翻译、医生、阴阳师、画师、留学生、留学僧、水手等。他们未必全都是带着学习的愿望来的，仅仅从人数上来说并不算多。

但是，毫无疑问，水手们也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唐朝的文化。他们回国后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遣唐使中，成为“文化旗手”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因为没有统一的数字，所以只能从平均人数上来看。据说遣唐使的使团每次人数大约五六百人，可以推算出每次平均五百五十五人。据史料记载，遣唐使曾计划派遣二十次，其中有四次被取消，有四次是以运送唐朝的宾客为目的，所以，以完整的阵容派遣的总计有十二次。也就是说，遣唐使使团通行的总人数共计六千六百人左右。其中，返回日本的人数大约三千人。派遣遣唐使约持续了二百年，平均十七年一次，每次回国的人数大约二百五十人。然而被赋予吸收中国文化使命的留学生和留学僧的人数比例较小，大多数是随行人员。留学生们在中国一边学习，一边等待下一批遣唐使回国的船只，他们平均需要等十多年。回国后他们努力将在唐朝刻苦学习的成果发挥出来。

据鬼头宏所著的《从人口读解历史》，8世纪前半期日本的人口大约是五十一万人，到了800年是五百五十一万人。从总人口上看，渡来的人数太少。2013年日本到海外旅行的人数，也就是说到国外旅游回国的人数是一千七百四十七万人，这可以理解为每七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人到国外旅游。

据说唐朝当时的人口是五千万到六千万人，是派遣遣唐使时期的日本人口的十倍，当时的唐朝无疑是一个人口大国。日本的天皇政权拼命向唐朝学习，在媒体通信、复印技术缺乏的时代，仅仅是这些人带回的东西，为什么会留下如此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介绍。

在当时说到媒介，只能是书籍或者书信。这行人作为礼物带回日本的，毫无疑问，只有书籍。当时日本从中国输入的商品中，书籍无疑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王勇把这条路径称为“书籍之通道”。丝绸和纸也很早就传到了日本。考虑到书籍本身有一定的重量，且容易损坏，故而书籍经由海路流通并非容易之事。日本列岛上的人的强烈好学心，迫使他们想方设法寻找书籍，这在世界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因此开拓出了一条中国东海的书籍之道。另一通道，便是中亚的商道，这条通道毫无疑问是一条对收益充满期待的通道。

保存在汉朝书籍中的信息

遣唐使中的留学僧们的主要目的是学习佛教。关于这一点，我们作为研究禹王由来的研究者是不能忘记的。佛教典籍是古代印度的记录，是不可能有关于中国古代圣人禹王的记载的。因此可以说积极广泛地传播禹王的根基只能是留学生。

那么留学生们当时是如何传播的呢？这在前述的书籍《汉书》里提及过。在带回的大量的汉文书籍中也有数量众多的与佛教无关的书。提到禹王，最有名的是《史记》。在这之前便是保存于《论语》《孟子》之中。这些书籍被他们作为古典书籍带回日本后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根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见在”与“现在”，两词语相同），在平安时期之前的891年左右，日本藏有大批由中国传至日本的汉文书籍，保存在日本的宫内厅书棱部。可惜875年，宫内发生了火灾，书库被烧毁。遣隋使带来的汉文书籍被烧毁，这十分令人心痛，因此，根据宇多天皇（在位时间887—897年）的圣旨，藤原佐世（死于897年）经过调查，编制出了劫后余生的书籍目录。书的分类和构成模仿中国的正史《隋书·经籍志》的体例，这本书对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日中文化交流史等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据这本书目，御所所藏的汉籍达1579种，书的数量有16 790卷之多。这些书在中国，很多已经遗失（只有书名在流传）。在书目中，1579种汉书全都编有号码。据流传，以下的六部典籍从中国传到日本后，几乎完整地被日本保存了下来。

1.四十三号到四十七号《尚书》

2.七十七号到八十一号《礼记》

3.一百三十二号到一百六十六号《春秋左氏传》

4.一百七十号到一百九十六号《论语》

5.三百九十七号到四百零一号《史记》

6.六百三十三号到六百三十四号《孟子》

其中，一、二、三部被列为“五经”（除上述三经之外，还有《易经》《诗经》）部分，四和六部被列为“四书”（除上述二书外，还有《大学》《中庸》）部分。在前面章节中，笔者已叙述过712年的《古事记》、720年的《日本书纪》中有关于禹王的描述，至少在870年这个时段，日本有关于禹王的记载，这一点已被确认。

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记载关于禹王或文命的汉文书籍有《淮南子》《山海经》《贞观政要》《千字文》《庄子》《文选》《列子》这七部，禹王或文命更多的被记载于四书五经和《史记》中。这些典籍中出现禹王的次数超过三十次。

四书五经中出现三皇五帝和大禹的次数被整理在表1-1中。在这些人物中，最受喜爱的是舜，接下来是黄帝，然后是尧。没有被列入三皇五帝，而出现的频率相对多的禹王列在其后。单纯从数字上看，在古代日本，对于把熟知四书五经作为当时的一种文化素养的人来说，这种排列顺序是他们最熟悉的。

据“治水神·禹王研究会”的大协会长的研究，在四书五经之外的《史记》中，禹王出现的频率达二十一次，多于四书五经中的任何一本书。（《禹王·文命探索》2010年）。在所出现的这二十一次的内容中，记述为治水的功勋者的有十处，记述为德高望重者的有十一处。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记录，证实了日本人有机会通过汉籍知道禹王。当然也不仅限于通过阅读，可以想象出遣隋史、遣唐使一行人把在中国大陆的所见所闻带回日本，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在日本传播，但这一点因没有文字资料而无法证明。然而，包括天皇在内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大禹可能会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这种例子已经在前面列举的《古事记》的序言中提及过。

除此之外，在空海的《三教指归》（约797年）、《性灵集》（9世纪初期）、吉田兼好的《徒然草》（14世纪初期）、《太合记》（17世纪初期）、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1716年）、荻生徂徕的《政谈》（1726年）、石田梅岩《都鄙问答》（1739年）、加贺藩宰领足轻·山田四郎右门卫的《三壶记》（18世纪初期）、《诽风柳多留》（1765—1840年）等书中都能找到关于禹王的记述。空海的汉文集姑且不论，后面的这些书已显示出读者从知识分子向普通百姓的逐步扩大。关于禹王的知识，就是这样通过各种途径在日本传播的。

表1-1　三皇五帝与禹王在四书五经中出现的次数及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

气候、地理条件及保存能力(www.xing528.com)

日本人的文物保存能力令人刮目相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大寺的正仓院。那里收藏了修建奈良“大佛”的圣武天皇（在位时间724—749年）生前珍爱的物品大约一万件，至今已经保存了一千二百多年。圣武天皇于756年驾崩之后，光明皇后把这些珍贵的物品供奉于东大寺内，以适应湿度高的日本气候的木造高床式的方式保存，从而使这些珍品得以保存下来（正仓院的木材会根据湿度伸缩的说法被再次确认）。

这可以算是日本列岛拥有保存文物实力的最好例证。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也同样收藏着皇帝珍爱的物品，但是正仓院保存文物的历史更久远。与中国大陆的干燥性气候相比，日本保存文物的气候环境更差，故而正仓院文物的保存可以说是个奇迹。在中国，每当政治产生混乱、朝代更替之时，前朝皇帝的古玩珍奇大多数都被烧毁、破坏，书籍被烧毁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在这一方面，日本与中国的差异十分显著。

前面已经叙述过，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这本书里，可以看出日本对汉籍保存的执着程度。那么，这种保存能力和对保存的执着之心又来自于何处呢？

从这种执着的禹王信仰在日本深深扎根之中，可以看到日本人的精神修养。简而言之，那就是一种谦虚学习的态度。他们仰慕中国大陆的高度文明，希望向中国大陆学习，因此，自然而然就带有一种谦虚的姿态和使命感，他们尽量原汁原味地保留来自中国大陆的文物。这种谦虚的态度可以说是日本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之一，他们对中国大陆文物的保存能力，甚至可以说到了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这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填补大陆古籍空白的作用。日本人这种谦逊的态度的根源在于想发扬作为统一王朝的国威，同时也基于他们想征服周边的强烈愿望，并非仅出于“纯粹的对知识的好奇心”。

在之前提及过的占绝对少数的遣唐使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对于这一问题，除以上提到的精神因素外，尚有其客观的原因。

日本列岛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湿度较大，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多雨地区。此外，日本的山峰陡峭，河流湍急，因此，每逢连续的暴雨，山上的泥沙就被冲走，淹没山谷。且暴雨使河水泛滥，山崖倒塌，引发泥石流，使平地的田地和房屋受到巨大的损害。即使在防灾技术发达的今天，碰到梅雨及台风，暴雨灾害也无法控制。

除降水充沛之外，因日本列岛位于大陆板块和复杂的海洋板块交界线上，因此，断层和风化的土壤较多，地质十分脆弱。土壤容易被侵蚀，也很容易崩塌。发生水害和泥石流的根源就在这里。所以治水神时至今日依然受日本人的敬仰。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所保留的禹王遗迹数量仅次于中国。

日本的儒学教育

提及遣唐使的话，相较以最澄、空海为代表的僧侣对佛教的关注，他们对儒学的关注并不常见。日本的知识分子阶层对来自于中国的儒学的普遍接受并将其发扬光大，还需要经过数个世纪，即在江户之后。

儒学是通过武士阶层不断传播，渐渐在民众中普及开的。在日本江户时代早期，儒教学者林罗山（1583—1657年）侍奉于德川家康。德川家康信奉儒学，把儒学中的朱子学作为官学，之后，幕府把罗山修建的孔子庙，从东京的上野搬迁到了汤岛，自那之后，孔子庙便被更名为汤岛圣堂了（1690年）。儒学作为武士的修身立命之学，就此开始大放异彩，并且支撑德川幕府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

罗山就学于藤原惺窝（1567—1619年）。惺窝后来被称为“近代儒学之祖”。据说惺窝原先是相国寺的僧人，但学习佛教之后，他觉得自己对朱子学更感兴趣，于是，他便开始与朝鲜大儒姜沆（丰臣秀吉自征韩之战中掳掠回日本的朝鲜儒学家）接触，两人关系也日渐亲密了起来。由此他便从佛学转向了儒学。罗山继承了其师的学术精髓，并为近世日本儒学奠定了基础。

儒学经典主要为四书五经。作为“四书”之一的《论语》，以及史学著作《史记》是如何传播到日本的，迄今为止，笔者虽未专门研究，但其前后关系至少是清晰明白的。据考证，《论语》传至日本的时间更早，远在日本尚未产生文字之前。日本人首次接触文字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论语》主要是由从朝鲜半岛的百济来日本的王仁传播的，他来日本时携带有《论语》和《千字文》。这两部书中均有关于中国禹王的记载，可能由此开始，日本人就知道了禹王。

日本不只是接受了汉籍内容，也从汉字的部首中创造了假名，并创立了日语文字表述体系。同时期的朝鲜半岛与日本相比，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当时朝鲜的相当于日语假名的表音文字颜文（训民正音）尚未创立，而是一直使用中国的汉字。朝鲜半岛开始使用颜文文字是在1446年。

我们且将视线重新转回《论语》和《千字文》中出现的禹王上。可以推测，此后，日本人一边加深对《史记》中关于禹王的理解，同时对禹王的信仰也逐渐普及开来了。其中，武士阶层为中坚力量，这与他们在藩校所接受的正统武士教育是息息相关的。江户时代的日本，大约有二百六十多个藩，各藩皆设有藩校，这些藩校都是为藩士及其子弟们的教育而设立的，主要的教学内容是儒学和武术，四书五经即儒学教材，而儒学的中心则是朱子学，这成为了支撑幕府统治的正统性根基的一部分。禹王信仰自然也是通过这些藩校教育的途径，发扬光大于武士阶层的。

另一方面，儒学教育是如何向普通百姓推广的呢？

如果说禹王的信仰是通过儒学而推广的话，普通百姓能阅读到掌握在武士手里的儒学书籍吗？这是很难想象的。作为传播的媒介，与其说是儒学书籍，倒不如说是前面提及过的《都鄙问答》和《诽风柳多留》等这些流行通俗的读物，除此之外，最受关注的就是私塾的存在。

私塾并不仅仅是朗读、背诵四书五经。可是，通过书籍传承禹王的最佳场所或许就是百姓最容易接近的私塾。虽然私塾所教内容主要服务于社会的实际需要，但四书五经仍然是私塾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日本私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但开始广泛普及却是在近世，从1800年前后（宽政年间）开始，不只是都市，渔村也设立了很多私塾。据文部省于1883年进行的调查，这个时期私塾的数量达16 560所。这个数据同时也讲述了在全日本庶民教育是如何普及的。

私塾教学的中心是读、写、算。其中，也有把儒学文献作为教学内容的，从而可以推测出庶民通过儒学文献这种学习材料中获取关于禹王的知识。日本各地现存的禹王史迹大多数是在江户时期之后修建的，我认为这也证明了禹王方面的知识，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向普通民众普及的。至于起草碑文这一阶层的人应该是拥有较高的有关禹王背景知识的人。禹王就这样在整个日本列岛中、所有的民众中传播开来。

近代之后，日本学校教育中开设了阅读汉文典籍的课程，把以《论语》为主的儒家经典编入教材之中。战后由于GHQ（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部）的介入，日本的教育课程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在高中能阅读《论语》的人或许很多，但其中会出现关于禹王的故事吗？记忆可能已经模糊了吧。虽说在《论语》中，禹王的故事出现过三次，但在汉文的课程中，日本人已经不传播禹王了。目前，日本就这样在一点点地忘却禹王。

如果再次重新回头看的话，19世纪之后，在西方文化真正传入日本之前，日本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的。中日之间正因为有这样特殊的文化关系，所以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便成了日本人知识教养的血肉，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仍然保留在日本的谚语之中，虽然教科书里有关中国古典文化的部分只占少数，但汉语文明仍借此微弱之光在延续着。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即使没有去过中国，一般人都具有一点儿关于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知识。曾经，在日本、中国及朝鲜，唯有拥有中国古典文化的素养，才能拥有共同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虽然语言不同，但在有关文字、历史的知识方面是具有一定的共同性的。

东渡后的变迁

禹王作为圣人，应该说是具有多面性的，但在日本几乎都是被理解为“治水神”。神的功能有明确划分，这可以说是日本关于神的特征之一。神灵也是术业有专攻，各司其职。比如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是听取民众愿望的，那治理洪水、专司防灾的就该是禹王了吧。

前述史书中的禹王，以治水功勋形象出现的有十处，以道德楷模形象出现的有十一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数据表明的那样，关于禹王的特征，司马迁给出了各占一半的评价。但是，对于日本的百姓来说，其特点就是舍去了禹王的另一个特征，主要把他作为“治水神”来信仰。关于这一点，与日本相比，朝鲜对禹王的定位和中国是十分接近的。

禹王出生于中国，与其相关的思想理念及精神在传播方式尚不发达的时代跨越海洋，传播到了日本。不属于宗教和学问始祖的禹王，其仁政和治水的传承却渗透到了日本民众之中。

本章叙述了关于禹王传播到日本、成为日本治水神的经过。下一章将根据具体的题材探讨禹王对日本人精神层面所产生的影响。

注：

［1］中国史书记述的关于禹王的详细内容，参照了岗田真美子的《禹王祭祀的原动力》《水文化》，收录于2012年2月号水文化中心10-11页。

［2］关于禹王因为治水而离开家的时间，有八年、十三年等各种说法（《史记·夏本纪》）。

［3］“大纪元日本”http://www.epochtimes.jp/jp/2007/07/html/d93255.html.

【注释】

[1]河流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