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与幸福感研究

主观幸福感由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两个维度构成（Diener，Suh，Lucas，＆ Smith，1999）。生活满意度一般由生活满意度量表来测量，指个体对生活的总体的积极评价（如大多数方面，我的生活接近我的理想）。积极情感通常用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PANAS）中的积极情感量表（PA）来测量，指一个人对各种积极情绪的体验（如令人兴奋的）。

大量的研究都是使用初始版的社会性问题解决量表（D'Zurilla ＆ Nezu，1990）、社会性问题解决量表的修订版（SPSI-R；D'zurilla ＆ Nezu，＆ Maydeu-Olivares，2002）和其他与问题解决过程相关的量表进行测量，只有少数研究涉及检验社会性问题解决与主观幸福感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有何种程度的关系。

有关社会性问题解决与基于快乐论的幸福感，研究者采用不同的社会性问题解决得出了类似的结论。D'Zurilla等（2002）发现SPSI-R量表的所有五个社会性问题解决维度与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绝对rs=0.15～0.46），其中与消极问题倾向的相关最高。在最近的一项关于青年人和中年人的研究中，Chang，Sanna和Edwards（2003）使用Heppner，Cook，Wright和Johnson的应对风格问卷（PF-SOC，1995），结果发现在两个年龄组中，问题解决的反应型和压抑型风格与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两个年龄组rs=-0.31～-0.38），而沉思型问题解决风格与生活满意度有正相关（青年组rs=0.21，中年组rs=0.30）。在PF-SOC中，沉思型、反应型和压抑型的问题解决风格在理论上分别与D'Zurilla等使用的理智型、冲动-疏忽型和逃避型问题解决风格的概念相似。另外，Chang等（2003）的结果表明，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可能涉及更多的问题解决技能。不过，PF-SOC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评价问题解决中的一些重要变量。

在临床方面，Elliott等（2001）以糖尿病病人为被试，对SPSI-R量表的得分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了四类。相对于具有最高生活满意度的一组被试，具有最低生活满意度的一组被试具有较低的积极问题倾向，较高的消极问题倾向，较低的理性问题解决风格，较高的冲动-疏忽型问题解决风格和逃避问题解决风格。因此Elliott等（2001）的研究结果可能暗示了社会性问题解决的五个维度决定了生活满意度的不同水平。(www.xing528.com)

此外，Chang（2001）对小样本的亚裔美国大学生和欧裔美国大学生进行社会性问题解决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亚裔美国大学生来说，只有积极问题倾向（r=0.46）和消极问题倾向（r=-0.41）与生活满意度相关；而对于欧裔美国大学生而言，只有消极问题倾向（r=-0.36）和逃避型问题解决风格（r=-0.44）与生活满意度相关。这表明社会性问题解决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可能存在文化差异。

关于积极情感，通过一系列在大学生中进行的研究，Elliott，Sherwin，Harkins和Marmarosh（1995）发现组成PSI的3个量表中的2个的得分与积极情感和积极（affectivity）相关，尤其是反映更高的问题解决信心和个人控制分数与高的（特质和状态）积极情感相关（rs=0.15～0.40）。但由于PSI的这2个量表没有分维度，这种相关有多少是与积极问题倾向、消极问题倾向的关系还是与两者都相关还不清楚。

另外，通过一项试图从相关变量的其他概念上检验积极和消极问题倾向的结构效度的研究，Chang和D'Zurilla（1996）发现两种问题倾向与积极情感性（积极情感的一种特质类型）显著相关。尤其是积极问题倾向与积极情感性呈正相关（r=0.42），而消极问题倾向与积极情感性呈负相关（r=-0.34）。总之，尽管已经暗示了社会性问题解决有不同的维度，但是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的这些结果至少表明，社会性问题解决和基于快乐论的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