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命过程普遍的、值得强调的个人健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许多社会认知变量与行为健康和个体对健康相关的问题的适应及恢复的测量有关,这些特征在提供干预上是重要因素(Auerbach,1989)。有效的问题解决者对自己的能力持有积极的评价,有良好的自我概念,并且具有能够迅速而有效地解决重要问题的动机,因此他们具有能够处理重要问题的足够的信心。
目前绝大多数关于社会性问题解决和行为失调的研究把焦点放在消极的心理情绪上(如悲伤、焦虑)。相反,很少有研究去关注行为问题和行为偏差。相关的研究比较关注行为侵犯问题,研究表明社会性问题解决缺失与儿童期(Lochman & Dodge,1994)、青少年期(Jaffee & D'Zurilla,2003)以及成年初期(D'Zurilla,Chang,& Sanna,2003)的行为侵犯问题有关。
同时研究还发现,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与青少年行为不良(Freedman,Rosenthal.,& Donahue,1978;Jarree & D'Zurilla,2003)和一些危及青少年(Jarree & D'Zurilla,2003)以及大学生健康的行为有关系,如自杀倾向(D'Zurilla,Chang,Nottingham,& Faccini,1998;Schotte & Clum,1987)、自我伤害(Linehan,Camper,Chiles,Stroshal.,& Shearin,1987)、酒精和药物摄入(EIliott,Johnson,& Jackson,1997;Godshall & Elliott,1997)、酒精中毒(Nixon,Tivis,& Parsons,1992)、病态赌博(Sylvain,Ladouceut,& Boisvert,1997)等。(www.xing528.com)
以大学生酒精使用为例,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个体,问题解决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大学生更多地依赖酒精来逃避问题情境和控制消极情绪(Heppner & Hibel,1982;Williams & Kleinfelter,1989)。另外,还有研究表明存在酒精滥用问题的成年人,其问题解决能力与青少年晚期的水平相当(Larson & Heppner,1989)。另外,用酒精摄取记录来估计大学生的饮酒行为,回避反应趋势者被预测两周内会有更多的酒精摄入(Godshall & Elliott,1997)。
鉴于这些研究的结果,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在行为失调和行为偏差的发展与保持当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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