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变量对大学生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

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生物和社会背景也可以影响其社会性问题解决。背景因素，如年龄、种族、性别和社会关系对社会性问题解决的影响的研究与理论在这部分将予考虑。

我们回顾了一些因素的理论与研究，且这些被选的因素已经被确认为社会性问题解决的调节剂和缓和剂，包括基因、早期经历、各种个性以及背景因素。尽管目前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开端，但是在这些领域中，更多的研究仍然有待进行，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变量对社会性问题解决的独特的贡献。还有，只有研究方法和程序的完善才能正真意义上促进对社会性问题解决的理解。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重复发生，只有部分或者短暂的在指定的时间内被解决。由Lazarus和Folkman（1984）所介绍的个人标准，或者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并用叙述方法加以补充，被用来评估问题解决，随时间的流逝，我们对社会性问题解决过程的理解和由各种个性与社会资源所起的调节和缓和的作用的理解越来越清晰（Lazarus，1999）。

（1）年龄

D'Zurilla，Maydeu-olivares和Kant（1998）等对青少年、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从青少年开始一直增长到中年，然后再下降。相对于青少年，中年人在积极问题解决倾向和理性问题解决风格上的得分更高，而在消极问题解决倾向、冲动-疏忽型问题解决风格和回避型问题解决风格上得分较低。相对于老年人，中年人在积极问题解决倾向和理性问题解决风格这两个维度上得分更高，在其余的因子上却不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人不同于青少年的地方表现在消极问题态度这个维度上得分低。相关的研究还表明老年人相对于青少年和中年人比较少运用以问题为中心的解决方式（Folkman，Lazarus，Pimley ＆ Nobacek，1987）。

另外，Berg，Klaczynski，Calderone和Strough（1994）发现老年人在有效策略的使用方面和青少年没有区别。与青少年相比，老年人对无法控制的问题情境能进行评估，更关注情感，更容易忽略较少的问题应对的策略（Blanchard-Field，1996）。

研究还发现了社会性问题解决的发展特点。随着个体的成长，个体越来越关注问题解决目标中的个体和情感成分。老年人在非个人的、低情感涉入的问题情境中与青少年和中年人没有区别。但是，在高情感涉入的情境中，老年人会运用更多的被动的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方式和回避型的问题解决策略（Blanchard-Fields，1998）。

Lazarus（1996）在确实的证据的前提下提出理论，即老年人与青少年和中年人的不同不是由于发展的不同，而是因为他们所经历的压力的形式不同，以及老年人有更有限的处理方式可以选择。那就是说，老年人经历了更多的无法控制的压力，就此而言，情感关注处理策略是最好的选择。

总而言之，在中年以前，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的。但是，这些变化与发展过程中，年龄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性别(www.xing528.com)

D'Zurilla等（1998）为考察不同性别的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针对大学生、社区居民和老年人进行了一项相当大规模的研究，调查结果：总体上性别对社会性问题解决的调节影响作用不明显，而性别在年龄和社会性问题解决之间起了调节作用。首先，相对于青少年，男性中年人更倾向于运用理性问题解决方式。其次，中年妇女具有更积极的问题解决倾向和较少的回避型问题解决方式。相对于青少年，男性老年人被发现具有更多的消极问题解决倾向。

男性和女性在处理社会性问题时所表现的风格不同。尽管男性一般更喜欢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解决策略，而女性更喜欢寻求社会支柱和运用以情绪为中心的问题解决策略（Ptacek，Smith ＆ Dodge，1994；Ptacek，Smith ＆ Zanas，1992）。因此，关于不同性别在社会性问题解决上的差异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

（3）种族

尽管目前关于种族与社会性问题解决的研究很有限，但是已有研究已经确定了东西方文化在乐观和悲观上的差异（Chang，2001）。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更多地关注集体同一性，个体只有在与集体发生关系时才会被关注。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文化更多地关注个人，如个人目标、需要等。Heine和Lehman（1995）对日本、加拿大大学生进行了乐观的调查，结果发现加拿大学生更为乐观，如更相信积极事件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而消极事件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相反，日本学生更相信积极事件更多地发生在别人身上而消极事件更多地发生在他们身上。Lee和Seligman（1997）对积极和消极事件的归因研究发现，中国学生也具有更显著的低乐观解释形式。Chang（1996）通过研究不同文化对亚裔美国人和美国黑人在乐观、悲观、问题解决方式上的影响，结果表明亚裔美国人在乐观上的得分没有显著低于美国黑人，但是在悲观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美国黑人。亚裔美国人比美国黑人在用SPSI-R量表所测得的消极问题解决倾向和冲动-疏忽型问题解决方式上得分高。另外，亚裔美国人在处理压力情境时比美国黑人运用更多的回避型问题解决策略。

不过关于种族和文化对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拓展研究范围。

（4）社会背景

目前为止，关于社会性问题解决的研究都较少地关注社会背景的影响作用（Snyder，1999）。在传统压力和应对模型中，应对方式被定义为一个人评估和处理其个人压力的方式，但忽略了人们处理压力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或者是与其他人合作来共同完成的。

Berg等（1998）提出了压力和应对方式的社会背景模型具有广泛的社会应用价值。模型重视社会背景的评估，如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共同将一个情境评估为压力与问题情境，这就是合作的社会性问题解决模式，这种问题解决模式需要包括一些特殊的处理策略，如商量、合作问题解决等。在考虑社会背景的前提下检验社会性问题解决代表着一个新的方向，但还需要进一步地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