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民俗学家这样评价四川人：喜欢大家族式群居生活，好热闹、新鲜、刺激的东西，热情奔放，自由散漫，知足常乐……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四川地处内陆，四面高山环绕，在古代交通困难的时候，也就成为相对安宁与安全的地区；二是都江堰的建成，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华阳国志·蜀志》）之地，自汉代起，就一直是全国的大粮仓；三是四川人大致由不同时期的移民构成，有包容之心，特别好相处。于是，四川人就自然把兴趣放在如何享受生活上了。
从古至今，但凡第一次进入蜀地的人对四川总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诗人杜甫逃离战火纷飞的中原，从华州经秦州、同谷，来到成都，不禁大感惊奇。他在《成都府》一诗中甚至忘了抱怨蜀道难，而只是大声叹道：“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他觉得同他刚刚离开的那个硝烟弥漫的中原相比，这个“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城市，简直是一个前所未见的新天地，四川人是前所未遇的新人民。这个新人民的生活是那样的休闲，“我何苦哀份”？杜甫当时的感受，至今在入川客人心中，仍会唤起共鸣。
四川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与享受方式，早在都江堰建成后的汉代就已形成。
进入20世纪后在四川发现的大量东汉时期的说唱俑，不仅证明当时已有说唱音乐的存在，更说明其时的四川经济很发达，给人们的享乐提供了条件。从散见于史籍之中的一些零星记载，可以看到一些与蜀地音乐、舞蹈有关的人和事。例如：
《史记》《汉书》有相同的《司马相如传》，记载了西汉时期的文学家、成都人司马相如，“以琴心挑”卓文君。后者虽“好音”，但像司马相如一样亦非专攻音乐，却能隔窗听懂琴音。可见当时的人们，起码是文人或殷实人家，于音乐皆有高深的造诣。
《汉书》有《王褒传》。资阳人王褒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汉书》本传讲他“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鹿鸣》是《诗经·小雅》的首篇，是一首可以吟唱的宴饮诗。王褒能依《鹿鸣》的旋律而作出可照样吟唱的《中和》《乐职》《宣布》，当然是有很高的音乐造诣的。
西汉初年，四川东北部地区有賨人（板楯蛮），勇健好歌舞。汉高祖刘邦平定“三秦”，以勇猛善战的賨人做前锋。賨人善舞，即使在作战过程中也要以舞助战，令刘邦很是喜欢。战争结束后，刘邦便命乐工学习，改编了賨人的舞蹈，并命名为“巴渝舞”。
四川的城市商业，以成都最为发达。秦统一古蜀后，张仪、张若等人就在成都筑城置市，其城甚至与秦的国都“咸阳同制”。自此以后，成都就一直是整个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
唐朝时期的成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中唐以后，成都与扬州并列为全国最繁华的两大商业都会。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蜀中社会的长期安定，成都人能享有与战火中的中原迥然不同的和平环境，富足而安乐。
也许正是乱世中人，最懂得珍惜和享受难得的平静生活。前后蜀时期的成都人，游乐是生活的重要内容。当时的成都人并不是没有辛勤劳作，而是以一年的艰辛换来自己的欢乐。苏东坡有诗吟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和子由蚕市》）宋初在四川做官的张咏，也曾作诗描述前后蜀到北宋初成都的风气说：“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沉，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珰，骄马黄金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渐怍……”（《悼蜀四十韵》）
四川盆地的富庶集中在成都，成都人颇会享受生活。前后蜀时成都人的游乐，出城北有学射山和万岁池。学射山即今天的凤凰山，传说是隋代成都著名道士张百子的成仙之处。万岁池则是秦代张仪取土筑城，积水成湖后的风景胜地。成都人出城西则有百花潭和圣寿寺，这里有唐代浣花夫人的传说，有李冰为镇成都的洪水所雕凿的石犀，还有祭祀蚕丛神的神祠；出城南有江渎祠和玉局观，是历代祭祀江神的神祠和道教著名宫观；出城东有海云山，是市民摸石求子的好去处。城内还有大慈寺。而蜀王宫阙，则独占城中的风光佳胜摩诃池和宣华苑。韦庄《清平乐》描写当时成都的游乐说：“何处游女，蜀国多云雨。云解有情花解语，刬地绣罗金缕。 妆成不整金钿，含羞待月秋千。住在绿槐阴里，门临春水桥边。”这般良辰美景，独钟于蜀地蜀人！
史书记载，当时的“蜀人富而喜邀”。每逢春季，“夹江皆创亭榭，都人士女倾城游玩”。时至初夏，成都二江（郫江、流江）之滨，欢歌笑语，人头攒动……这种期会，往往与买卖活动分不开。如成都青城山的道会，“会者万计，县民往往旋结屋山下以鬻茶果”。（洪迈《夷坚丙志·饼店道人》）所以，期会也是一种定期集市。
除了游乐外，逛集市大概是前后蜀时期最普遍的大众娱乐活动。那时的成都，可以逛的集市确实是太多了。(www.xing528.com)
早在唐代就有了“成都市”，不过，那时成都的“市”，指的是四川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包括三个综合性的大市场。在这三个市场之外，还有米市、炭市。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专卖一种商品或主要卖一种商品的专业性市场。
由综合性市场向专业性市场的转化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是先秦以来的传统的旧市制度开始分化的表现。当然，在分化过程中，旧的综合性的市场依然存在。它与专业性市场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成都还有一种带季节性的特殊市场：卖花果、蚕器的叫蚕市；卖香、药的叫药市；卖器用的叫七宝市。它们在传统的市区以外，既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也有游玩观山的乐趣。
蚕市的规模很大，与生产、生活尤为密切。宋人《五国故事》说：“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蚕市在成都市内及郊县循环举行，货物非常之多，颇有今日赶场的风貌。黄休复在他所著的《茅亭客话》里对前后蜀时期的蚕市也描述说：“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氏所在致市居此之遗风也。又蚕时将兴以为名也。因是货蚕农之具及花木果草药什物。”黄休复笔下的蚕市，与近世的庙会很相似。
诸如此类还有灯市、花市、锦市、扇市、香市、宝市、桂市、酒市、梅市、桃符市等，它们都是以某一商品为主要交易物的大型商品集会。它们在州县城市广泛发展，大大地推进了这些州县城市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唐代，成都人最常去的赏花之处为青羊宫。农历二月二十五日，是青羊宫传统的庙会日，也是花会日。这前后数十天，青羊宫外花团锦簇，住城里的住城外的皆相约前来游赏。成都花会的举办为市民百姓游乐赏春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据文献记载，从每年春节开始直到四月，达官贵人、骚客墨士、淑女名媛纷纷西出笮桥门踏青赏花。
暮春三月，杂花生树。每当冬谢春归，有情调、懂生活的成都人例行会踏青赏花。在花会期间，人们会参加庙会巡游，相邀于郊外，饮酒赏花，吟诗作赋。女人们则更是以鲜花簪首，游春扑蝶。
诗人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二中曾极写成都（唐玄宗末期的南京）：“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如诗如画的大成都，在诗人心目中是美丽而永恒的记忆。他青年时代曾多次畅游成都。
饱受流离之苦的杜甫，在浣花溪边筑草堂，身和心都在草堂得到了憩息。在成都赏春更是不用出门。他挖塘养鱼，筑亭垂钓，栽花植木。通过悉心经营，草堂渐成规模，终至“有竹一顷余”。浣花溪畔，因为当年的杜甫草堂，逐渐成为以后成都人踏青赏春的又一去处。入宋以来，青羊宫到浣花溪的路上，沿途车水马龙，行人络绎不绝。
宋代诗人陆游在《梅花绝句》中描绘了这一盛景：“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青羊宫花会，从唐宋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了传统的节日盛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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