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重要会议及其影响力

会理会议 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经验，阐明了运动战略的正确思想。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

两河口会议 指明红军正确的前进方向。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此实际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会议最后通过了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总方针，为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芦花会议 总结经验，增强团结。为了增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信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7月21日至22日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前方部队作战的统一组织与指挥，利于迅速北上，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红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在芦花会议上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对于增进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兄弟团结，统一部队组织与指挥，起了一定的作用。

沙窝会议 坚定北上信心。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一是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会上，张闻天作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决议草案的报告。毛泽东就决议草案做了补充说明，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沙窝会议对于加强红一、四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与团结，坚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次会议也开始公开暴露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

毛儿盖会议 重申北上方针。1935年7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即红第一方面军）翻过梦笔山、长坂山等大雪山，到达毛儿盖。此时张国焘仍反对北上，并妄图改编红军，搞分裂活动。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反对悲观失望、动摇逃跑的机会主义倾向，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批判了张国焘破坏党、破坏红军的分裂主义错误。通过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但此时原定从松潘北进的大道已被胡宗南控制，红军只好改道通过草地北上了。

巴西会议 决定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1935年8月底，右路红军（中央红军）穿过茫茫草地到达若尔盖县的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2日至9日在巴西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离开危险区域，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领、第一、第三军和军委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迭部县俄界进发，同时发布《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巴西会议再度将红军从危机中解救出来。所以说，巴西会议是又一次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和西路军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移到川陕边界地区，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苏区向西转移，进行长征。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翻过夹金山，先头部队红2师4团于1935年6月12日与红四方面军25师74团在四川懋功县达维会师。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县胜利会师。7月，召开了由红二、四方面军领导参加的甘孜会议，会议做出了立即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决定。会后，红二、四方面军分三路并肩北上。10月，两个方面军分别到达甘肃会宁（红四方面军）与静宁以北的将台保（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从此出现一个新局面。不过，红四方面军在北上途中，张国焘屡次想另立中央，搞分裂路线，拒不执行北上方针。红军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部分红四方面军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远征，于1937年3月在西进至甘肃中西部时，遭到军阀马步芳等部队10万兵力围攻，最终失败，大部牺牲。西路军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他们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殊死搏斗，视死如归，可歌可泣。(www.xing528.com)

松潘红军长征纪念总碑 历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经历的14个省份中，红军在四川停留的时间最长，经过的地域最广，所处的环境最艰险，物质条件最缺乏，进行的斗争最严峻，付出的牺牲也是最大的。叱咤风云的红军将士和四川各族人民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共同谱写了雄浑激昂、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川西北实施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宗教等政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系统而具体。其中在大小金川建立的格勒得沙中央政府、革命军、革命党，分别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革命政权，第一支藏族的常备革命武装，第一个以政党形式出现的、由少数民族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革命组织。红军在甘孜帮助藏族人民建立了“波巴政府”。随着红军的足迹，革命真理和红色文化第一次传播到藏羌山寨。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的宣传，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对民族上层的争取与团结，唱响了几十年后民族地区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的前奏曲。

在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党中央、中央军委基于四川在红军长征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这方面的考虑，决定在四川建立一座纪念红军长征的“总碑”。这不仅是四川各族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1985年，受党中央、中央军委委托，中共成都军区党委和四川省委负责建碑工作。勘察设计人员和决策者几经勘察，反复比较，将碑址选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北17公里处的川主寺附近的元宝山。川主寺是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经过的地方，背靠雪山，面对草地，既是前往“人间仙境”——九寨沟和黄龙自然风景区的交叉路口，也是前往若尔盖和红原草地的岔路口。海拔3100米、形似金字塔的元宝山，山势突兀，地势开阔，红军长征通过的亚克夏山，走过的水草地，著名的包座战斗，以及长征史上重要的毛尔盖会议、巴西会议会址，都距此不远。

红军长征纪念碑奠基于1988年6月12日，落成于1989年10月。其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占地面积19.27万平方米，由主碑、大型花岗石群雕、陈列室三大部分组成。主碑高41.30米，耸立于元宝山顶，由红军战士铜像、碑体、基座组成。红军战士铜像高14.80米，双手（一手持步枪，一手执花束）高举呈“V”字形，象征胜利。碑体高24米，亚金铜贴面，三角立柱体，象征三大主力红军。汉白玉基座高2.5米，墨绿色磨石地面。主碑背靠雪山，面向草地，气势恢宏，当夕阳西下时，金光四射，尤为壮观，被誉为“中华第一金碑”。大型花岗石群雕刻画的人物共九组，分别为开路先锋、勇往直前、团结北上、山间小憩、草地情深、征途葬礼、前赴后继、回顾思考、英灵会聚，艺术地再现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是我国规模空前的现代艺术群雕。邓小平同志亲自为碑园题写了“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松潘红军长征纪念碑不同于其他地区修建的纪念红军长征某一事件或某一战斗的纪念建筑，而是对整个红军长征予以全面概括、进行总结性纪念的历史雄碑、时代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