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重庆战时学术与剧艺社演出

1943年中华剧艺社在成都演出话剧《家》的海报（选自《巴蜀文化图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二战”时期，以陪都重庆为中心，巴蜀大地成为中国文化精英的会聚之所。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开始。大中城市的相继沦陷和大半国土的丧失，使中国作家失掉了在“象牙之塔”潜心创作和出版的条件。生存的需要和服务于民族抗战的责任感，使中国作家在辗转流浪中更切实地体味着现实的人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寓旅于京沪等地的蜀籍作家纷纷返归故里，如郭沫若、巴金、张善孖和张大千昆仲等。当时中国一流文学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都在这里推出过“第二次创作高峰”式的名作。“天下诗人皆入蜀”的盛况，使本时期中国文学运行的主要状貌与巴蜀文学发展几乎完全重合。朱自清、叶圣陶等外来者等对巴蜀大地民生与风貌的描写，已经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构成内容，如“三湘才子”易君左所吟：“天回镇上看尘扬，彩笔轻描画粉香。店冷难逢幺姑蔡，冢荒谁吊贵妃杨。山川接壤通秦陇，烽火连天望湘鄂，结伴本为探桂去，未妨掩泪学轻狂。”（《新都一勺》）毛一波主持的《巴蜀日报》《新蜀报》，叶菲洛主持的《新民日报》副刊，金满城主持的《新蜀报》文艺副刊，以及如《沙龙》《山城》，尤其是纯文学刊物《春云》等杂志的涌现，显示着新文学在全民族抗战时潮荡激下的新发展。《春云》刊发郭沫若的《文学与大众握手》和沈起予的《从全国统一的文艺作家组织谈到地方文艺的建立》等文章，体现了中国新文学在大众化、通俗化趋向下，朝着普及化、地域化，最终走向民族化的意识自觉。

自沪返蓉的左联作家周文发起成立“文协成都分会”并创办刊物《笔阵》，参与者有李劼人、邓均吾、罗念生、陈翔鹤、周文、毛一波、曹葆华、肖曼若、叶菲洛、萧军、任钧，使该刊成为四川文学创作的主要阵地。与《笔阵》比肩的是四川大学教授们创办的《工作》月刊，多是精致的散文和杂文，成员有何其芳、谢文炳、方敬、卞之琳、朱光潜、沙汀、罗念生、刘盛亚、陈翔鹤等。1937年创刊的《金箭》，聚集着陈思苓、羊角、田家英、影质、东方曦等一批文学青年，宣称：“我们认定非发动全民抗战不足以阻止敌人的侵略，及争取民族的生存与解放，‘局部抗战’及‘不抵抗’是会使中国灭亡的。”成都的“华西文艺社”以及杜谷、方然、罗洛、芒甸等创办的《平原诗丛》《蚂蚁》《呼吸》，在重庆的邹获帆、姚奔主编的《诗垦地》等诗歌刊物，都会聚着一大批青年诗人，成为“七月诗派”的重要力量。在专县地区出版的抗战文艺刊物，当首推刘石夷、水草平主持的《流火》文艺月刊，以及灌县芜鸣主持的《挥戈文艺》等。李广田主持下的罗江县（今属德阳）诗刊《锻冶厂》，聚集着方敬、白峡、孙跃冬、贺敬之等一群年轻的诗人。

峨眉县人章泯执导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战初期的名作。该剧在演出时通过化装成普通观众的演员活动，在街头营造一种逼真的生活氛围，使观众和演员共同参与戏剧情境的创造，这恰好符合在世界另一方构筑“推倒第四堵墙”理论体系的布莱希特的戏剧观。自贡人孙瑜所执导的电影大部分都成为默片时代的经典，被誉为“电影诗人”。他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拍摄了《长空万里》《火的洗礼》。他于1950年底完成的《武训传》，讲述清末平民教育家武训乞讨要饭为穷孩子办免费“义学”的故事，引发全国范围批判《武训传》的运动。阳翰笙的戏剧电影创作也在这时达到鼎盛期，其《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等“太平天国史剧”，表达了对破坏抗战、制造分裂、投敌卖国的愤怒批判；其《塞上风云》《天玄地黄》等表现抗日军民顽强抗战的剧作，都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极好的戏剧结构而受人欢迎。“四川旅外抗敌演剧队”的丁洪、陈戈、吴雪等创作的四川方言剧《抓壮丁》，通过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诙谐风趣的巴蜀方言的使用，成为长葆艺术魅力的经典作品。

四川灌县空军幼儿学校球队（肖雨扬供图）

在四川盆地为中国文化延续与再造贡献努力的，如在三台县东北大学任教的陆侃如、冯沅君、姚雪垠、赵纪彬、董每戡等；有出任国立三台中学校长的“创造社”作家段可情。山东省几所著名中学迁来绵阳新组建的国立六中，教师中有当时著名作家李广田、陈翔鹤、方敬等。六中还培养出后来的激光专家马祖光院士、徐叙瑢院士、昆虫学家张光学院士、自动化控制专家张嗣瀛院士、驻外大使章署以及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等。六中北返后，留下的人员办成今天的绵阳南山中学。1939年国民政府在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蒲阳镇，设立空军幼年学校，招收小学毕业或初中肄业的学生。“空幼”于1949年迁往台湾。曾在该校就读的罗门是台湾十大著名诗人之一。罗门在青城山下、在游历蜀中的八年时间中，对巴蜀风物的体味是深刻的，流沙河就说他30年后的《山》《河》等诗“有青城山、岷江水的影子”。后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的唐飞就是“空幼”六期学生，李济深和白崇禧都曾先后把儿子送到该校学习。二期学员傅京荪最终成为机器智能专家；首期的段一士是新中国首批博导、理论物理学家，王克铭是有名的学者；楼世正作为五期学员，后来成为西北工业大学教授。

梁实秋关于巴蜀风情的描写，见诸《鸟》《狗》《萝卜汤的启示》等篇章。他在《鸟》的篇末慨叹道：“自从离开四川以后，不再容易看见那样多型的鸟的跳跃，也不再听到那样悦耳的鸟鸣。”可以说，正是巴蜀大地的一段人生体验，孕育出他的《雅舍小品》，并以此奠定了他日后作为台湾散文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流沙河在《台湾诗人十二家》（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里写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创作《当我死时》之际，“他想起了四川重庆江北的悦来场，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那里读过哲学，那里多山多树多鹧鸪，鹧鸪在春雾迷蒙的林中啼唤着‘行不得也，哥哥’……在这首诗里他却不想南京而想重庆――多鹧鸪的山城，该是啼鸟唤人归吧”。而余光中在写给老友流沙河的《蜀人赠扇记》中，则倾吐对四川的“乡愁”：“川娃儿我却做过八年”，“对四川，我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乡愁》才有那么深刻的四川印记，四川给了我很多灵感！”余光中的夫人范我存女士年少时也在乐山念书。旅美作家聂华苓女士在抗战时期生活在巴蜀，有着深深的巴蜀记忆和三峡情结。她关于巴蜀地域文化和三峡风物的书写， 就集中表现在其著名长篇《失去的金铃子》中，也涌激于《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等长篇名作与《珊珊，你在哪里》等短篇小说中。台湾作家白先勇少时在重庆生活了四年。他的《台北人》散发出诸多“川味”，如对“麻婆豆腐”的描绘。他还自称“会说四川话”。

曹禺的《北京人》《蜕变》《正在想》《三人行》的创作和《家》的改编构思，都是在江安完成的；《北京人》《蜕变》中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原型，还是曹禺在江安茶馆、酒肆等深入生活搜集所得；吴祖光的《正气歌》、杨村彬的《清宫外史》、沈尉德的《民族女杰》等作品，也是在江安剧专执教中创作和排演的。因此人们说江安是“中国戏剧家的摇篮”“中国现代戏剧的圣地”。当年江安国立剧专的学生中，有后来的全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湖北文联主席骆文，辽宁文联主席闻攻，上海歌剧院院长李世仪、党委书记丹敏，上海青年话剧院著名导演伍黎，上海戏剧学校教授徐里，南京著名导演严恭、关世楠，浙江的王媛、石港，北京的吕恩、胡浩、陈永祥、朱平康等。1941年考入国立剧专学习的谢晋，在江安街头度过了美好的青春时代。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执导电影《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作品《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形成“万人空巷”审美效应。他的夫人是当年在江安女子中学读书的徐大雯。谢晋的同学、在四川家喻户晓的谐剧创始人王永梭，也是江安国立剧专的学生。王永梭的弟子沈伐、凌宗魁、涂太中、景雯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活跃在四川舞台上，是深受民众喜爱的喜剧明星。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导致全国文化中心迁徙入蜀，中国第一流文化人对国家命运与民族危亡的焦灼，对战乱苦难的忧虑，以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的反思等，这些又都成为对四川这个新型文化中心的重新建构。这些成果既留存于有形的物质形态如建筑、学校、艺术品中，也呈现在思想的结晶如各类出版物之中。这些丰富文化资源，对四川当代文化发展乃至于对中国文化的再造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1年）、蔡仪的《新美学》（1946年）、朱光潜的《诗论》（抗战版，1943年），王朝闻与刘开渠等在成都的雕塑木刻等现代艺术活动，画家洪毅然开始构建的“大众美学”理论如《新美学评论》（1949年）。当时在重庆的宗白华有《中国哲学史提纲》和蔡仪的《新艺术论》（1942年）、柳诒徵有《中国礼俗史发凡》（1947年）、李长之有《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4年）等，它们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重构的基石。

1941年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李安宅，创办了华西边疆研究所。他是我国最早运用现代西方科学方法实地考察和研究藏区的前辈学者之一，为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研究成果至今在人类学、社会学、藏学界有很大影响。严峻的抗战局势使四川成为民族复兴基地，西南民族地区的“边疆性”开始凸显，边疆开发为当时“抗战建国”所急需。冯汉骥、任乃强、蒋旨昂、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于文华等，都开始了对康藏地区（在今所谓藏羌彝走廊区域内）的实地田野考察，其学术成果成为今天藏羌彝走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源。1939年秋，顾颉刚赴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其《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1941年顾颉刚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发表《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1941年），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考古民间学术团体“说文社”理事长卫聚贤，1943年在重庆创办学术月刊《说文》，开拓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局面。金祖同曾展望说：“溯自抗战军兴，国都西徙，衣冠人物，群集渝蓉，巴蜀一隅，遂成复兴我国之策源圣地……奋起有人，使巴蜀新文化衍而为中华新文化，其光华灿烂与国运日新不已。”[6]被日本考古学家水野清一教授誉为“四川考古学之父”的郑德坤，有剑桥大学博士论文《四川史前考古》（1941年）。其《四川古代文化史》（1946年）是巴蜀文化研究史上的第一部专著。他预言的“华大博物馆地处古蜀国首都，居川省之中心，在考古学上为未开发之原野，千百原始文化遗址，尚无人问津，其能成为人类学研究中心，当可无疑”等论断，被今天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等考古发掘所证明。(www.xing528.com)

1944年1月，历时近三年在敦煌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回到成都，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主流媒体《中央日报》《新新新闻》《新中国日报》《成都快报》以及“国民通讯社”纷纷报道其事，谢无量、沈尹默、张群、林思进、陈寅恪、马鉴、叶绍钧、闻宥、刘开渠、蒙文通、陈觉玄、冯汉骥、芮善、庞熏琹、雷圭元、吴作人、周太玄、罗文谟、冯若飞、郭有守等名流纷纷著文评价。张大千敦煌之行对其画风改变、对中国画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他在民族危亡之际，通过敦煌之行发掘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再次让大众认识到敦煌壁画的珍贵。这是他在抗战背景下坚守与再造中国文化极其重要的举措。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等，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原因与走势，来阐述张大千敦煌壁画展与中国文化再造的关系，提出“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的论断。其“文艺复兴权舆，肇于成都”“中国文艺复兴之翡冷翠城”等语，表达了当时中国文化界对四川文化繁荣的厚望。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4年5月在重庆再次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徐悲鸿、黄君璧、柳亚子、沈尹默等社会名流以及广大民众踊跃前往观展。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敦煌学专家段文杰，当年就在那次观展中萌发投身“敦煌学”的志向。他说：“没有想到看了张大千先生的敦煌壁画临摹展，竟坚定了我的人生志向，便一头扎进敦煌忽忽就是五十年。”[7]张大千看到敦煌壁画“集东方中古美术的大成”，具有“促进新中国的文艺复兴”重要意义，因为“现代中国因抗战而促进文明增长”。张大千特别强调：“莫忘记成都是四川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华民国的文化中心。我们在这抗战期间，所负艺术使命责任很大……我愿追随同人一致努力，来促进新中国的文艺复兴！”[8]

[1]沧一：《重庆现状》，载《宇宙风》1938年第 69 期，第152—153页。

[2]顾梦五：《闲话战时首都》，载《旅行杂志》1939年第13卷，第10页。

[3]《飞跃中的西南建设》，国民出版社1939年版，第33页。

[4]邹秉文、王志萃 ：《到西南去》，民众书店1939年版，第77页。

[5]参见邓经武：《巴蜀重道与王叔岷的“庄子研究”》，载《阿坝师专学报》2015年第4期。

[6]参见金祖同：《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冠词》，1941年第3卷第4期。

[7]汪毅：《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 论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载《文史杂志》2009年第5期。

[8]参见《美协会昨庆祝美术节张大千演讲》，成都《新新新闻》1944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