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简史：牺牲奉献与抗战贡献

民国建立以来内战不息的四川大小军阀，在国难当头，就开始以国家民族为重而捐弃前嫌。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湘率领30万川军出川抗战，八年全民族抗战中，四川共征兵300多万，补充到国军各系列，可以说每4个战士里就有1个川人。四川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兵源。根据国民政府统计，川军在抗战时期的伤亡人数高达64万，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1/5，居全国首位。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川军很多部队都是师长甚至是军长率领部队和日军打到全军覆没都不投降。四川还承担了当时中国三分之一的赋税和军粮，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坚强的大后方。

四川普通民众自愿出人、出钱、纳粮、出力、修路，忍辱负重，倾其所有，参与到全民族抗战救国的行动中来。1944年4月，《大公报》一则关于川省节约献金运动的报道：“大县小镇，每次献金会中无不争先恐后，或罄其所有以献，其中有清苦的公教人员，身无长物的战区学生，脸上带着伤痕的荣誉军人，白发苍苍的征人父母，衣裳破烂的小工人，还有妓女，僧尼，乞丐，以及看守所的犯人；他们不但献现钞，献手表钢笔，献结婚戒指，且有脱毛衣，脱皮鞋，甚至还有要把棉被捐献的。有时逼得主持人赶紧闭会，以免大家脱光卖尽。”安县人王者成，为当兵出川抗日的儿子王建堂送上一面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上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1945年日本投降时，《新华日报》还专门发表《感谢四川人民》社论。

李庄人的慷慨，也得到很好的回报：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到研究生这些学业的完成，都可以不出李庄。1940年，16岁的本地人罗哲文考入迁驻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从一个平民子弟成为大师级专家梁思成的入室弟子，终于成为古建筑学的一代泰斗。出生于简阳（今成都龙泉驿区洛带镇下街）的王叔岷，当年由四川大学考入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读研究生，后来成为台湾大学等大学教授、“庄学”和校勘学大师。[5]抗战时高校的内迁，给四川留下文教复兴的火种。东北大学迁回沈阳时，由于各种原因留在四川的师生在东北大学校址（现三台中学）创建了川北农工学院（1946年），后于1950年再建为川北大学，并迁到四川省南充市。1952年，川北大学合并川东教育学院（原乡村建设学院）、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的部分专业，组建四川师范学院，1956年本科专业迁到成都现址，即今天的四川师范大学。上海迁入成都的“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为四川地区的经济类高等专业教育带来新的资源，抗战胜利后成为“私立成华大学”（50年代一度为成都大学），现为西南财经大学，是西南地区财经类院校的领头羊。光华大学原由沪海道尹、后来光华大学副校长、担任过江苏省政府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的财经专家张寿镛于1925年创办。当时由抗战中入川主持正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光华大学副校长、原商学院院长谢霖，全权组建入川后的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中华民国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萧公权，那时就是该校的教授。今天的“西财”把1925年上海光华大学成立时间作为自己的建校时间，树立光华大学首任校长张寿镛的铜像，把“光华村”地名彰显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张寿镛曾经允诺抗战胜利后学校“永久留川”。

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全国的文化精英，容纳了全国最多的西迁工厂和机关学校。它作为被誉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重要基地”，给后人留下了富含历史内容的抗战遗址、遗迹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大批文化机构、高等院校的迁入，给当地民众打开了一扇照见现代科学文明之窗。如处于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为当地民众带来丰富多彩的戏剧演出，招收本地学生，传播先进文化。李庄的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各大机构，培养了罗哲文这样的建筑大师，治愈了当地民众多年未愈的地区流行疾病。考古展览等多维度、多层面的文化构成，则开阔了民众眼界，增长了他们的见识。(www.xing528.com)

在实业家卢作孚帮助下，回到四川的晏阳初于1940年在重庆北碚歇马乡建成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扩建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设乡村教育、社会学、农学、农田水利学4个系。这些抗战文化遗产，成为1950年以后的西南师院、四川师院、西南农学院兴办的重要资源。中央大学教授伍非百，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率家小返川，担任过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创办了西山书院（1943年）和川北文学院（后并入川北大学），聘请李源澄、汤炳正、蒙文通、徐振羽等为教授。数学家魏时珍于1939年创办以科学技术专业为主的川康农工学院（后为成都理学院），努力为川康地区等大后方的社会发展服务，虽以私立名义，但经费获得国民政府军委会兵工署拨付。学院设国防化学专业承担有关课题，聘请张群、邓锡侯、刘文辉、魏时珍等十三位川康军政领导和社会名流为董事，设置应用化学、农业垦殖、工商管理三学系，再增设数学、物理两系，后来成为四川大学的组成部分。

一方面，由于战时特殊的局势决定，动员全民抗战的强烈要求，推动着战时中国政治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思想的自由和社会的民主，激发着四川知识阶层巨大的创造活力；而四川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繁盛，自然地要表现出民主自由的内容。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再次发生转型，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开始确立并体现出现代新特点，这就是广大群众长期以来的习惯接受的形式和情感表达方式，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带来的全球意识和自由民主意识融汇一体。另一方面，抗战时包括四川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则因对国家民族应担负的责任，在这一历史阶段出现了对“五四”文化的逆动，个体精英意识被大众群体意识掩盖，个人意识被国家意识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