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简史：抗战大后方与战时文化中心

一般而言，四川抗战文化，就是二战时期中国抗战文化的主要呈现。1937年11月18日，蒋介石的《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明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正式办公形成“陪都”效能，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规模西迁运动，由此开始。

全民族抗战初期的高校内迁，是当时社会重心西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政府为保护教育和人才，尤其是坚守中国文化命脉所实施的一项重要措施。全民族抗战时期迁入四川的高校，共计48所，占战前中国108所高等学校的44%。迁到重庆、万县、江津的高校达21所，如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师生乃至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大地测量所、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分别从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辗转内迁到李庄，直到1947年才先后迁回原处。当时仅有两三千人口的李庄小镇，却一下子接纳了一万二千多人组成的各类学者大师和高等院校师生，使中国的一脉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也由此被称为“民族精神的涵养地”。著名学者李约瑟探访李庄时，看到童第周等学者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用金鱼做生物实验，坚持科研。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完成了《殷墟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址》《李济考古论文集》，以及英文著作《中国民族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等大著；甲骨文学家、古史学家董作宾最后完成了耗费他十多年心血的巨著《殷历谱》；国立中央博物馆大学者李霖灿在李庄编辑出版了《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其他学者共同在李庄出版了学术论集《六同别录》（上、中、下）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进入现代发展历程后极其重要的成就，甚至可称作具有学术史标杆式的成果。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于1938年春迁重庆，再于1939年4月迁江安县，一直到1946年回迁南京。该校在新中国成立后与延安鲁艺合并，成为赫赫有名的中央戏剧学院。当年在江安这个偏僻山区小城的街道上匆匆走过的，有余上沅、曹禺、应云卫、洪深、杨村彬、焦菊隐、黄佐临、吴祖光、陈白尘、张定和、陈治策、马彦祥、贺孟斧、陈瘦竹、吴晓邦、刘静沅等。小城的人们也偶尔可以与梁实秋、徐悲鸿、程砚秋、田汉、梅兰芳、赵元任、宗白华、潘光旦等社会名流及艺术界知名人士擦肩而过。当时的江安，真可谓群星璀璨，光彩夺目。

1937年，金陵大学最早迁入成都，继后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北平燕京大学，与原有的华西协和大学资源共享、联合办学，形成名噪一时的“Big Five”（华西坝五大学）。在这里会聚的人文学者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顾颉刚、钱穆、蒙文通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Big Five”是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联合体之一。其时随北方和沿海高校内迁入川的著名学者中还有李安宅、姜蕴刚、梁仲华、冯汉骥、蒋旨昂、曹燕仪、冯德美、许衍梁、罗荣宗、徐蕴辉、梁仲华、孙则让、谷韫玉、葛维汉、梁文瑞、赵适、梁猷堂、阮立卿、程国辉等。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国立牙医专科学校、国立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上海光华大学、山西铭贤学院等亦迁往成都；另有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迁四川乐山，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迁往自贡，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迁往泸县。1944年，以李四光为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从广西迁来重庆磁器口。(www.xing528.com)

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是在淡化着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渐向着自己的民族化方向迈进，并在探索民族化与现代化结合的问题上，做出了相当的成绩。在全民动员抗战的形势要求下，中国各种抗日势力都竭力调动一切力量进行抗战。抗战思想的宣传，覆盖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当时民族整体文化素质普遍低下，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惰性和“接受”习惯，使“五四”以来那种“欧化”暂时难以发挥作用。中国文化要服务于抗战，要宣传动员全民，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参加抗战，就必须考虑到后者的思维定式和审美接受习惯。中国文化“民族化”重要性的问题，就此显露出来。于是，自1938年开始的关于中国文化“民族化问题”的讨论，便一直持续到抗战尾声。从武汉、桂林、重庆……一直到延安，参加者几乎遍及政治、军事、学术思想界、文学艺术界。学者及主管当局通过讨论，澄清认识，使中国文化经由通俗化、大众化而渐趋民族化。木刻、年画、通俗唱词等民间艺术形式的复活、旧剧的改编、小说的章回体回潮，其原因皆在于此。文化的活动主体是人，知识分子是社会群体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人又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客观情势的变化，导致意识观念的变化。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武汉、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敌手，原闭锁于大城市“象牙之塔”亭子间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战火驱赶流散到中国内地和穷乡僻壤。战火迫使他们去直接感受真实的人生。蒋兆和的《流民图》（1943年）长卷以一片瓦砾为背景，刻画了一百多个深受战争灾难之苦的难民形象，描绘了战乱中劳苦大众流离失所的惨状，记录着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战争的创伤、民众的生活疾苦、普通群众的生存状态和情感行为方式，都使颠沛流离的中国文化人感受殊深；中国知识者的文化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由是发生位移。

泸县玉蟾山风景区石刻：蒋兆和《流民图》

战争的严酷现实，将中国知识阶层的生存条件轰毁，原来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修身方式和入世途径，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画梦”诗人何其芳开始从虚无缥缈的个人白日梦转向“也要叽叽喳喳地发议论”，闻一多的《西南采风录》一洗“新月”的唯美而对中国文化的世俗形态披沥甚厉，张恨水小说不再囿于公子小姐模式而向民众贡献出《大江东去》等现实性极强的力作。曹禺的《北京人》、巴金的《寒夜》《憩园》、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尤其是郭沫若的历史剧，都在民族化与艺术现代化创新结合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20世纪30年代崭露头角的作家如沙汀、艾芜、张天翼、艾青等，都在切近现实，摆脱欧化影响，在民族化、乡土地域化的努力上确立了自己的特色，渐次达到艺术的巅峰。概而言之，战火轰毁了纯理论研究的象牙之塔，战争的进程将文化人驱赶至内地僻壤穷乡，现实生存的需要迫使文化人面对大众。由此，中国文化思想界自然地加强了同社会人生现实的具体联系，形成了文化思想界与普通群众的情感沟通和交汇。“五四”以来现代思想文化由此才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民族集群的绝大多数。而普通群众的思维方式、意愿情感形态，又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表现方式，提供了新的动力并注入新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