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的进程匆匆步入14世纪。朱元璋与蒙元王朝的争夺政权战争，令华夏大地遭受一场大浩劫；接着又是明清之交的战争。学者常说，两次战争，巴蜀地区人口消耗特别严重，几乎成为无人区，因此需要向四川大移民，因而今天的四川人多是移民的后裔；并且这两次由皇帝下诏国家主导的大移民运动，移民来源地都是“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笔者认为，一个小小的“孝感乡”居然在明初、清初，两次移民去“填充”偌大的四川大盆地，令人不可思议！当然，许多四川人的家谱，的确都记载说是“洪武二年，应诏入蜀”；还有如民国《简阳县志》称“洪武二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等。其实这些说法很不可靠。因为直到洪武四年（1371年），朱明将领傅友德与汤和才率军攻占四川。而在此前，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年）明玉珍攻下重庆建立大夏至明洪武四年灭亡，共统治四川13年，明氏大夏政权不可能与“敌占区（元朝治下的湖广）”在珍贵的人口资源上去互通有无的。
反映张献忠与四川关系的《张献忠屠蜀记》（长篇历史纪实小说，成都至诚书局出版，中流印刷厂1958年印刷）
再说所谓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有人说因为明末张献忠“屠尽川人”导致四川一片荒芜，故有“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填川大潮”发生；但此说的问题在于：“孝感”这个“乡”在康熙初时并不存在——它此前已被撤销近300年之久。[5]清初江苏太仓人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卷十说：“蜀乱久，城中杂树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锯牙若猛兽，聚为寨，利刃不能攻。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穿屋逾颠，逾重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且毙，即弃去，又不尽食也。荒城遗民几百家，日必报为虎所暴，有经数十日而一县之民俱食尽者。其灾如此。叙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与麋鹿无异。见官军以为献忠复至也，惊走上山，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这些不知是作者吴伟业听闻还是亲见？清朝官员张廷玉等撰修的正史《明史·流贼传》统计过四川被杀人数，“（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结果使“川中民尽”。也就是说，张献忠共计杀掉6亿多四川人，没有人能够存活下来。其实整个明代最盛时人口也不过1亿多点！这应该是一个17世纪“毁灭地球”的数字。广安县庠生欧阳直是战乱亲历者，他的《蜀乱》还肯定四川有些地方如遵义、雅安、武隆等地“免遭屠戮”，邛州、嘉定、眉州一带“稍存孑遗”。近百年后丹棱人彭遵泗的《蜀碧》、再后来的道光年中举的内江人刘景伯的《蜀龟鉴》等，更多的是根据民间传说，强调的是张献忠屠尽川人的残暴以及四川的荒芜。
一方面是方志如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在追忆300多年前的历史时说“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十四户”；另一方面是当时的亲历者、甲申年（1644年）已经18岁的简阳县文人傅迪吉在日记《五马先生纪年》中，记录发生在顺治四年（1647年）——张献忠撤离四川并战死的当年——很有趣味的事件，原文是：
一日，地方人相约，仁寿（县）鸭子池，石板河、白土镇等地方人烟绝了，隔生米豆尽多，有去采回者，每人每日可有一二斗之获。因而男妇有千百余人，高招旗号，居然一营头也。余父子与俱。到彼，果然遍地皆有。
很不幸的是，张献忠的部队被数量更大的当地人包围，其结果就是“此番有二千余人，走脱不过数十人”。[6]
确实，改朝换代的战乱对中国大地包括四川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战后的社会恢复也是急迫的，如《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清初顺治年间，“直隶，山东、江北、山西，凡驻满兵，给无主地令种。四年，给事中梁维本请开秦、豫及庐、风荒田。六年，令各省兼募流民，编甲给照，垦荒为业，毋豫征私派，六年后按熟地征粮。十年，定四川荒地听民开垦。陕荒则酌调步兵，官给牛、粮。于是湘、鄂、闽、鲁、晋、豫等省空荒任民播种，限年垦齐”。今天四川省内一个个“客家方言岛”的残留，记录着明清移民入川活动的真实历史。但它毕竟处于四川土著的汪洋大海之中，否则何以称为“岛”？康、雍时期，清廷多次重申外逃避难的“四川乡绅应回原籍”，对川民逃亡外省者，给付引照和路费，准其返回原地。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梁永祚任四川蒲江县令时“按籍招徕，计日授食，且给以牛种，履亩劝耕，复业者众”。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李维翰任中江县令，“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著，不逾年而尘案一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徐缵功任四川蓬溪县令，因为“楚民无业者入蜀垦荒”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徐善调解之，不数月“四境晏然”。这些史料证明清初四川其实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土著居民；这也就意味着今天的四川人有相当多数还是土著后代（并非“湖广填四川”时的移民后裔）。他们传承四川本土文化至今。[7]诚如1927年著名学者刘咸炘《新年》总结的：“春游蜀俗千年旧，暂息干戈便若狂。昭烈庙中齐下拜，不知几个识东皇。”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大量国土沦陷，四川成为战时中国的大后方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江中下游为主的移民大量迁入，一大批工厂、学校和学术单位也迁入四川，例如宜宾郊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李庄，一下子就涌入了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当时中国社会名流如傅斯年、陶孟和、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董作宾、李济等，就漫步在李庄街头；而江安县城则迎来了中国戏剧教育首府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接受了应云卫、应尚能、陈治策、曹禺、杨村彬、田汉、马彦祥、宗白华、吴梅、赵元任、徐悲鸿、梅兰芳、程砚秋、陈白尘、叶圣陶、焦菊隐、黄佐临等。后来以《回延安》《桂林山水歌》等政治抒情诗驰名的贺敬之，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就读于“四川省立绵阳中学”。其时燕京、金陵、齐鲁几所教会大学亦迁入成都华西坝。由孔祥熙于1907年创办的山西铭贤学院（1951年改为山西农学院），于1939年迁到金堂县曾家寨子办学；国立东北大学也在1938年迁到三台县办学。这批迁徙入川的工厂和各类学校，许多人由于各种原因留在了四川，对四川社会的现代文化素质提升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www.xing528.com)
[1]参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2]参见叶舒宪：《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页。
[3]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十，四库全书本。
[4]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载，巴蜀人名泮者，率众屡攻貉王（雄王）京都文郎，于公元前257年击败貉王，据其地，改国号为“瓯骆”，迁都封溪（今河内东英县），自立为安阳王，在位50年。
[5]康熙九年（1670年）版《麻城县志》首次记载了孝感乡，但却是回溯288年前的明成化八年（1472年）将孝感乡并入仙居乡之事。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这个仙居乡又划归黄安县（今红安县）。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还念念不忘这个近300年前早已不存在的“孝感乡”祖籍地，岂非笑话哉。
[6]傅迪吉的日记《五马先生纪年》，原件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参见《圣教入川记·五马先生纪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参见邓经武：《“麻乡约”考辨》，载《文史杂志》2009年第1期；《“湖广填四川”献疑》，载《巴蜀史志》2009年第6期；《“川主”李冰祭祀与“湖广填四川”》，载《文史杂志》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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