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巴蜀人首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亮相：“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副书记肖琦于2018年8月在成都博物馆举办的“秦蜀之路 青铜文明展”活动中说：“宝鸡出土的青铜器有巴蜀文化的特色，在当时极有可能是从巴蜀而来。”
在张仪等成功占有巴蜀后，司马错曾“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这是巴蜀向外移民的规模化事件。此外还有商贸活动的移民，《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汉书·地理志》亦有“南贾滇僰僮”句，颜师古解释道：“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隶也。”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商贸路线。《史记·货殖列传》将之解说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在至少两次大规模的向北方移民之后，又出现一次向南方的规模化外迁移民。《史记正义》引《谱记》记载说：“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地。”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巴蜀被秦吞并时，一支多达三万余人的蜀族在安阳王的率领下南迁，一直到了交趾（今天越南北部地区），在越南北部高原建立“瓯雒国”，其王朝统治延续了百余年。[4]这就是《交州外域记》所说的“蜀王子将兵三万，来一讨雒王雄侯，服诸雄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汉代贾谊《新书·修政语上》记载：“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这里把“蜀、越、交趾”链接一线就值得注意。《续汉书·郡国志》“交趾郡”下刘昭补注说：“即安阳王国。”确实，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发现有形制与三星堆文化相同的歧锋牙璋，越南北部永福省义立遗址发掘出土过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多边形有领玉璧形器、石璧形器、A类灰坑等，在四川凉山州、云南以及越南青铜时代东山文化发现有蜀式三角形援青铜戈；《水经·叶榆水注》所引《交州外域记》以及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安南志略》等文献亦载有蜀王子安阳王南迁交趾建立“蜀朝”等事。它们都说明战国末至秦代蜀人在红河流域立足建国的事实。在越南自己的史书上，安阳国被认为是越南第一个朝代。
《史记·六国年表》有言“汉之兴自蜀汉”。在楚汉相争时，刘邦利用巴蜀地区优裕的物质条件和丰富的人力资源，“暗度陈仓”去与项羽争夺天下。跟随刘邦北走中原的部分巴蜀青年，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留在北方。《隋书·地理志》记载说：“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直至隋代，一些在北方的巴蜀移民仍然保留和延续着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如1986年，陕西汉中紫阳白马石村汉墓发掘，发现属于“巴蜀文化”系统的墓葬八座。(www.xing528.com)
汉初巴蜀文化人有一次集体移居京城的活动，颇值得注意。汉初在长安活动的“汉赋四大家”（王、扬、枚、马），蜀人即占其三。班固《汉书》说：“西蜀自相如游宦天下，而文章冠天下。盖后之扬雄、王褒、李尤，因皆蜀人也。”《北史·文苑传》称：“汉自孝武之后，雅尚斯文，扬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马、王、扬为之杰。”《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又告诉我们，一直到东汉时，大汉帝国的许多重要城市都是“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自魏晋开始，西南地区的土著濮僰賨又被卷入了一次大流徙中，被称为僚（“僚”“獠”，作为族称读为“佬”），曹操占据汉中时，賨人中不少“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在西晋社会急剧动荡中，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元月，巴蜀流民4万至5万家的10多万人流入湖北地区，这是史料明确记载的大移民活动。由于荆湖土著的压迫，以杜弢为首领“四五万家一时俱反”的斗争历时5年之久。清人严如煌的《三省山内风土杂谈》专门说到清代初年涌入湖北西北地区的移民情况：“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成群，到处络绎不绝。”这是说陕西、四川有大量流民进入这一地区。大移民的结果遂使当地“杂有吴、越、川、广之风采”（《汉阳县志》）。
“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北客问南贾，吴樯间蜀船。游人多问卜，伦叟尽携龟。日暮江天静，无人唱楚辞。”这是苏东坡当年在湖北地区看到的蜀船往来、蜀人拥挤的情景，这说明蜀人在湖北地区有很大的实力。杨慎说：“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明代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记录他在贵阳远郊的水车坝发现，有许多“川人结茅场侧，为居停焉”，他还曾“饭于川人旅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