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化过程中的规模化移民及四川文化简史

四川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入有七次：秦灭巴蜀后，迁秦民万家充实巴蜀，以便控制巴蜀；东汉末到西晋，大规模境外移民迁居四川，导因是战乱；唐末五代、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亦因战乱；元末明初，长江中下游的移民大批入川；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四川人口大减，土地荒芜，大批长江中下游及南方移民迁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长江中下游为主的移民大量迁入；1949年后，为加强国家工业布局的合理及三线建设，大量的技术人员移民迁入。

在北方中原大地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壮怀激烈之时，巴蜀大盆地却因为地理的四周阻隔“无事偷着乐”……只是后来却被战国后期一个叫司马错的人中止了。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使司马错与张仪伐蜀，据有巴蜀之地，以“戎伯尚强，移秦民万家以实之”，从而改变了巴蜀的人口构成元素。秦始皇的“相父”吕不韦失势后被贬往蜀地，他的家人和众多门客随行入蜀。司马迁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即吕不韦的思想学说在蜀中流传下来。嫪毐一案，除二十人袅首、车裂和灭宗之外，“夺爵迁蜀者四千余家”（《史记·秦始皇本纪》）。“不遵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的思想家尸佼，按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集解》所引刘向《别录》的说法是：“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又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吕不韦、嫪毐、尸佼等门下的文化人，以及难以接受“以吏为师”的异端邪说者，每次上千人被流放进巴蜀，这就是《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语：“秦法：有罪，迁徙于蜀汉。”还有将关中豪门强行迁移入蜀以及“移秦民万家实之”等。这次大规模向蜀地移民一直持续到西汉。其中最为人知的，是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以全国富豪排行榜方式，记载了一个被强迫迁移入蜀却因此发大财的案例：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被迁移入蜀在临邛，“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这些移民措施，对加强华夏民族的融汇，对改良巴蜀人口素质和基因，以及对巴蜀文化的发展和特色的形成，都起到直接作用。

“鸿门宴”后的刘邦，被迫移往蜀、汉之地，一大批北方军人以及相关人员跟随进入巴蜀大地，这又一次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在刘汉王朝建立之初的社会危机中，刘邦曾下令饥民“就食蜀、汉”，导致有相当数量的人群迁徙进入巴蜀地区。类似的情况，在唐代也多次发生，大唐王朝一旦出现危机，皇帝就躲往巴蜀大地，或下诏让民众进入巴蜀“就食”。《旧唐书·高适传》记载唐代主政蜀中的高适之言：“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曾入蜀避难，之后又有多位唐朝皇帝入蜀避难，如唐德宗避朱泚之乱、唐僖宗避黄巢起义等。几位皇帝进入蜀地带来一些高僧、画家和能工巧匠，使已在北方开始衰落的石窟艺术在四川以摩崖造像的形式继续发展，尤以安岳、大足、荣县等地石窟造像为代表。这就是宋代司马光所指出的“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现象。

蜀道线路（源自2017年12月1日《四川日报·蜀道往事并不如烟》）

前蜀王建招贤纳士，韦庄、毛文锡、牛峤、牛希济、孙光宪等晚唐时期优秀的文化人，因缘际会，集结于蜀中。这批其时悠闲地漫步在成都街头的文学家吟出的小令及中调，被时人汇编成《花间集》并刻印出版，这就是震响文坛的“花间词”。它后来导引出宋代文学的主流诗体“词”；“青城道士”杜光庭、诗僧贯休等人也被吸引到了成都。贯休的《陈情献蜀皇帝》说得很清楚：“河北河南处处灾，唯闻全蜀少尘埃。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万山得得来。”这使得前蜀成为当时中国少有的文化中心之一。晚唐时期已经在蜀中生活三代的著名“花间词”作家李珣，“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其妹子李舜弦是后蜀皇帝王衍的昭仪。文友尹鹗曾有诗笑他：“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薰来也不香。”西蜀历来，就是文人避难之所，如扬雄祖上逃罪入蜀，李白父亲避仇入蜀以及陆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皆遭贬至蜀中短暂生活；至于像遭贬至蜀的苏味道留居下来，还繁衍出苏轼一脉，则成为美谈。余如游学、为官履职、经商等原因入蜀而发达者，为数也不少。

西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在僚人原籍“巴西宕渠（今渠县）人”李特、李雄父子率领下，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等6郡流民南下入蜀乞食求生，6年后在成都建立起李氏成汉政权，其中不少是祖籍巴郡的濮僰賨人。李特引50万僚人入蜀，使得整个巴蜀“尽为僚居，大为民患”。《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说：“蜀土无獠，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甚至形成误解如晋张华之《博物志》卷二言：“荆州极西南至蜀，诸民曰僚子。”西晋秦雍6郡流民入蜀，使得巴蜀原住之民四处流散，即《资治通鉴·晋纪》所说的：“蜀民皆保险结坞，或南入宁州（今云贵地区），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如此说来，西晋时的僚人入蜀运动，让巴蜀原住民消失殆尽，简直成了一次人口大换血。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九载，戎州（今宜宾）的僚人，还保留着“椎髻跣足，凿齿穿耳”等习俗。(www.xing528.com)

宋末巴蜀大地顽强抗击蒙元铁骑的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元代蜀籍文人虞集说得很清楚：“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3]《元史·汪惟正传》载：“蜀土数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续资治通鉴·宋纪·嘉熙元年》载：“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重，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无所托。”吴昌裔《内江县志》载：“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如此，应该有一个大规模的移民入蜀活动。

汉画像砖（成都市羊子山出土）

内迁与外移，促进各地域文化的碰撞交汇，例如四川汉画像砖、石上的画面，便描绘了有显著外域特点的乐舞和乐器。1978年新都东汉墓出土的“驼舞”画像砖，砖高36厘米、宽42厘米。图中骆驼身披羽饰，背上两驼峰之间置鞍，鞍上树一建鼓，鼓上饰有羽葆，鼓座两端兽头上翘，丝帛从兽头束至驼脖及驼尾，成八字形，既可以固定建鼓，又能起装饰作用。鼓两侧各有一名舞者，头戴高冠，身着长袖舞衣，一边击鼓一边起舞。五代前蜀王建墓中石刻浮雕“二十四乐伎图”，其乐伎演奏的乐器有中国传统的古筝、箜篌、笛、笙等，又有来自西域如古龟兹国的琵琶、羯鼓、鞉牢鼓、答腊鼓等20种，共有23件。

汉代扬雄在《方言》中把巴、蜀、汉中划为一个方言文化区，他说：“蜀”就是“獨”，就是“不与外方同”，说明至少在汉代，巴蜀大地包括长时期属于巴蜀的汉中（元代始将汉中—南郑，从巴蜀行政区划中划出给陕西），经过一定时间长度的融汇，已经基本形成极具地域特征的巴蜀文化，如“好文讥刺”（汉·班固）、“嗜好语言”（宋·何郯）等。杜甫当年进入蜀道后，满眼都是“新人民”的“殊俗”：“仰凌栈道细，野人半巢居。”他或许对黄土高坡的窑洞以及北方的平顶屋很熟悉，却难以理解那种干栏建筑、吊脚楼等建筑形制。直至清代乃至于民国时期，四川地区诸如祭蚕丛、祭杜主，祀灌口二郎神、马头娘、金马碧鸡神以及都江堰“放水节”，成都人日游草堂、春游锦江、举办花会等民俗活动，仍然还在流布、延续。它们中有的是蜀中古已有之的民俗，有的是属于“新人民”及以后的民俗，古今交织，顽强传承，使蜀地风俗底蕴深厚而又丰富多彩， 为广大民众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