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简史：迁徙与农耕文明

巴蜀大地，是人类初始阶段多元发展的一个聚焦点，也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在华夏大地西南部，由西向东降低的三大阶梯的第二阶梯上，随着地壳隆起、陆海下沉，逐渐形成了一块大盆地。在沧海桑田的几番轮回中，地球在运行化合过程中渐渐形成了生命体。“资阳龙”“合川龙”“达州龙”在天空中飞翔，在大地上奔跑、觅食。在大盆地南部那个后来被叫作自贡大山铺的地方，庞然大物的恐龙们在恣意地嬉戏、追逐着，直至某一天，一场巨大的自然变故突然爆发，恐龙们瞬间成为一个群体定格，地球生命史一个重要阶段的里程碑，至今以化石的形态赫然耸立在人类眼前。

自贡大山铺恐龙博物馆：恐龙化石

穿越5000年的时空隧道，我们看到一群从青藏高原迁徙下移的人群，扶老携幼地走过来，在一个后来被称为阿坝州茂县营盘山的地方停留下来。他们修建巨大的广场，竖立起一根根高大的柱桩，垒起一个个巨大的石堆进行膜拜，这就是历史家们称为“蜀山氏”的原始群落。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魏晋时的《华阳国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这些都是人类在石器时代的生活记录。羌族民间流传的古老史诗《羌戈大战》说，在远古的时候，西北大草原的羌人因躲避战争及自然灾害向西迁徙，最后停留在“热兹（松潘）水草园”。四川凉山彝族的谚语中有“人从北方来”之说，传说“彝族最初住在西北高原某处”。任乃强认为大西南及大西北大部分民族皆是古时康、青、藏高原上居住的羌族支派。[1]《后汉书·西羌传》有这样的记载：“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卯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之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在大盆地东部的大巴山麓、米仓山谷、从神农架密林深处走出来的“巫山人”“大溪人”“铜梁人”等度过了漫长的新旧石器时代，逐渐进化为活动在鄂西、三峡、大巴山地区的巴人，他们以采集、渔猎为生产方式。他们较早地发现了盐，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滋有味。中国最早的“上古之书”《山海经·海内经》有“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等记载。(www.xing528.com)

随着“巴蜀湖”水向东流泄，以及人们在以大禹为代表的各部落酋长领导下的治水活动，巴蜀大盆地尤其是平原河谷地区逐渐成为最适合人类生息的地方，“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这支古蜀歌谣咏唱着古蜀先民顽强探寻美好生活的步履。鲧是中国神话传说中最早的治水者。《山海经·海内经》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即是说鲧使用了一种土石材料拦河筑坝，去堙、障洪水的泛滥。童书业先生在《古史辨·七》中认为鲧为巴蜀人：鳖，即玄鱼，也就是鲧，鳖灵治水实为鲧治水的另一种神话版本。鳖灵，实为鄨令，即大盆地南部一个部落“鄨”的首领，他带领的一群人迁移到成都平原，与蜀望帝会合，即《蜀王本纪》所说的“鄨令尸亡随江郫，与望帝相见，望帝以为相，而禅国，号曰开明”。《孟子》说禹是“西夷之人”，《史记·六国年表》则更具体地指明“禹生于西羌”，在“北川石纽山”，今四川汶川县尚有“剖儿坪”“石纽山”“禹穴”等遗址留存，重庆也有“涂山”“禹王宫”等遗迹。从青藏高原迁徙下来的黄帝后裔昌意“蜀山氏”和成都平原土著的汇合，形成了被后来命名为“宝墩文化”展示的原始农耕文明盛况。宋代黄休复《茅亭客话》说：“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民。”三星堆出土的当时具有货币功能的5000枚海贝——这些只产生自印度洋深海，还有大量出土的象牙，以及一大堆造型怪异、风格迥异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和玉器的种种，尤其是具有典型的西亚或埃及文化特征的金权杖的出土，都让人们猜想，在5000年前西亚或埃及文明曾经进入巴蜀大地。[2]众多精美的玉器和青铜器所呈现的精湛的技术水平，在当时整个华夏其他地方是难以企及的。金沙遗址出土的与三星堆文物类似金面具以及太阳神鸟金箔，再次显示出一种外来异质文化的影响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