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和其他民族基因在四川的文化历史

民族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时空问题。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民族划分并不完全以种族为依据。同在一个盆地之中，巴与蜀两大族群进入一个汇融空间，是迟早的事。而秦王朝的统一，让独立的两个方国，成为有共同上级的地方政权。大汉帝国“承秦制”继续推进国家化进程，有力量对各方国的地域文化进行整合，华夏民族的主体成分“汉族”因此形成，巴与蜀的文化形态逐渐汇融一体。如《后汉书》记载夜郎“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包括蜀地的犍为、牂牁、武陵等郡的少数民族“西南夷”，在汉武帝时期的唐蒙、司马相如等的具体操作下，都开始逐渐汇融到汉族之中。像曾经具有鲜明种族特征的巴地“板楯蛮”也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征，即如《华阳国志·巴志》所言“宕渠郡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始皇时，有长人二十五丈见宕渠”；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二亦说：“巴西宕渠，其人勇健好歌舞，邻山重叠，险比相次，古之賨国都也。”

荣县大佛寺掠影（胡智斌供图）

《后汉书》记载的四川南部以及贵州等地濮人、僚人沿袭下来的仡佬族，和今天的彝族、苗族、土家族等，都奉行的图腾是“竹王崇拜”：“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溪，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长夷狄，以竹为氏。”唐代女诗人薛涛的《题竹郎庙》，就是记录她在川南荣县看到当地民众祭祀竹王的情况：“竹郎庙前多古木，夕阳沉沉山更绿。何处江村有笛声，声声尽是迎郎曲。”宋代《太平寰宇记》也有“荣州旭川县竹王庙”记载。清代王渔洋，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39岁时出任四川乡试主考官，在嘉州（今乐山）观摩到当地竹王崇拜的盛况：“竹公溪口水茫茫，溪上人家赛竹王。铜鼓蛮歌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这种以“竹图腾”崇拜为价值评判特征的汉唐时期的少数民族，有许多今天已经化融到汉族中。例如川南的荣县，清末著名文人赵熙的《竹王祠碑》所追忆的“荣县城东溪上有竹王祠”，在清代已经改变成基督教的福音堂。他的《竹王祠》（1915年）对本地传说中的民俗很不以为然：“此去夜郎千里外，行人争拜竹王祠。”他就没看到古代典籍中关于荣州曾经属于夜郎国势力范围的记载，也不知道古荣州曾经有过“夏人少，蛮僚多”的历史。

汉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汉族之外的众多族群，被史家统一记录为“獠”，从人口比例来说，似乎还难以被称为“少数”。《说文》曰：“獠，猎也。”“獠”，本意是指面貌凶恶之人，汉族之外的各种族皆统称为“獠”。进入现代以后，为了尊重少数民族而改写成中性词“僚”，但已经丧失了原意。僚人广泛地分布于四川各地，而尤以川东的夔、涪、綦江县、南川县，以及川南的泸州、叙州等最为集中，包括“叙州三路蛮”和 “泸州蛮”甚至也囊括了盆地西部的“黎州诸蛮”。概而言之，古代汉族中心视野下的“非我族类”，他们皆为面目狰狞、茹毛饮血的不开化之“獠”人。自汉末开始，四川土著濮僰賨等被卷入了一个大流徙中。曹操占据汉中时，川东北渠县的賨人中不少“移於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后来，“略阳、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痒、阎式、赵肃、何巨、李远等，及氐叟、青叟数万家，以郡土连年军荒，就谷入汉川。诏书不听入蜀，益州敕关禁之。而户曹李苾开关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华阳国志·大同志》）。西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李特率十余万賨、氐、羌等流民涌入四川，攻城略地，李特子李雄在四川建立了成汉政权。李膺《益州记》（《蜀记》）也记录有“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境”。成汉后期，战乱不断，原来居住在贵州及川南深山丘陵地区的少数民族大量涌出，迁居到川东、川中丘陵、川西平原一带。宋代郭允蹈的《蜀鉴》卷四说过：“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十万余家。”

凉山州美姑县街头的彝族汉子：锥髻是彝族男子的英雄髻(www.xing528.com)

宋代《太平寰宇记》载：川南地区（含滇东北，黔西北）少数民族“皆为乌髻……女既嫁，便缺去前齿”，“又有僚子，巢居海曲，每岁一移，椎髻凿齿”，男子左衽露发赤脚等。宜宾蛮僚的风俗是“不识文字，不知礼教，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椎髻跣足，凿齿穿耳，衣绯衣、羊皮、莎草，以鬼神为征验，以杀伤为戏笑，少壮为上，衰老为下，男女无别，山岗是居”。1974年，在四川宜宾发掘出10具悬棺尸骨，其中7具成人尸骨有6具都被打掉了两个上门齿。泸州的夷僚“与汉不同，性多犷戾，而又好淫祠。巢居山谷，因险凭高，著斑布，击铜鼓，弄鞘刀。男则露髻跣足，女则椎髻横裙，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崖穴。刻木为契，刺血为信，衔冤则累代相仇，乏用则鬻卖男女”。古为牂牁郡、元明时期皆隶属于四川的今天贵州普定县[2]，其窝子乡和高阳乡的仡佬族，到19世纪末仍然还保留有“打牙”习俗。简阳、资中的僚人，“言语与夏不同，嫁娶但鼓笛而已，遭丧乃以竿悬布，置其门庭，殡于别所，至其体骸燥，以木函盛置山穴”；荣县“夏人少，蛮僚多，男不中栉，女衣斑布，姓名颠倒，不知礼法”；重庆彭水“多是蛮僚”，杂居山洞，“其性犷悍，其风淫祀，礼法之道，故不知之”；重庆忠县“夷僚颇类黔中”；重庆大足“无夏风，有僚风，悉住丛青，悬虚构屋，号‘阁栏’。男则蓬头跣足，女则椎髻穿耳。以生处山水为姓名，以杀为能事，父母丧不立几筵”；重庆“蛮界乡村有僚户”，“山谷中有狼徭乡，俗构屋高树，谓之‘阁栏’。不解丝竹，唯坎〔击〕铜鼓，视木叶以别四时。父子同讳，夫妻共名，祭鬼以祈福”。其他如乐山、邛崃、雅安、重庆綦江等地均有僚人的记载。但到宋末，有关四川僚人的记载寥寥无几。四川主体民族对其他族群的同化收到切实的功效，汉族之外，其他种族开始逐渐地成为“少数”。

曾是青衣羌人主要活动地又是唐代安置“獠户”地的洪雅县瓦屋山民居

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种族消亡和被彻底汉化的个案，是川南兴文县和珙县的僰人。我国古代的南方民族中，百越、干越、僚人、僰人（山都蛮）等民族都有悬棺葬的习俗，川南僰人悬棺的年代未知上限，但下限为明代。这在“嘉靖八才子之一”任瀚的《平蛮碑记》中可找到答案：“山都群丑，聚恶肆氛，虽在往日，叛服不常，未着近日猖獗尤甚。都蛮近日长驱江、纳，几薄叙、泸。拥众称王，攻城劫堡，裂死千百把户，虏杀绅监生员。所掠军民，或卖或囚，尽化为剪发凿齿之异族；或焚或戮，相率为填沟枕壑之幽魂。村舍在在为墟，妻孥比比受辱。六邑不禁其荼毒，四川曷胜其侵凌。”实际上是改土归流政策，遭到川南僰人的强烈反抗，朱明王朝调集大军进行清剿，于明朝万历元年攻克九丝僰王城，“克九丝计大小寨以百数，俘馘及所焚坠死者以万数”，“蛮巢鞠为焦土”，即《明史·戚继光传》记载的“万历改元三月，毕集叙州，诱执阿苟，攻拔凌霄，进逼都都寨……克寨六十余，获贼魁三十六，俘斩四千六百，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铜铁锅各一”。幸存者或化身于苗族或隐身于汉族，这个曾经雄踞云贵川三界咽喉地的庞大种族，从此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