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简史：民族识别与种族融汇

华夏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融汇化合的，今天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实际上也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战争、饥荒以及各类自然灾害导致人口大迁徙，逐渐化融了许多其他民族，才形成今天的规模。1939年秋，赴成都就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的“疑古学派”创始人顾颉刚，在其《中华民族是一个》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就少数民族而言，也有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如任乃强的《四川上古史新探》中认为大西南及大西北的大部分民族，都是古时康、青、藏高原上居住的羌族的支派。古代典籍也有这样的视角，如《后汉书·西羌传》有这样的记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卯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之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汉朝在沈黎郡（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下设立牦牛县（今汉源县），辖东部康区的泸定、康定等地，后又于安宁河流域及雅砻江下游置越嶲郡，故又称牦牛羌为越嶲羌；广汉郡即“广至汉水”之意，治所先后设在乘乡、雒县（今广汉市）、梓潼（今四川梓潼县）、广汉（今四川遂宁东北），是四川盆地中与巴、蜀并列的汉代三郡之一，管辖今天的绵阳、广元、遂宁，重庆的潼南，陕西的宁强，阿坝的九寨沟县，甘肃陇南的文县等，“白马羌”主要活动于绵阳北部与甘肃南部武都之间的白龙江流域。明、清时有“白马番”称谓，今四川平武县、九寨沟县及甘肃文县等地，有“白马藏人”。

四川生活着藏、彝、羌、土家、苗、回、蒙古、满等14个世居少数民族，并各有聚居地；即彝、藏、土家为主，苗、羌、回次之，另有蒙古、傈僳、纳西、满、布依、白、壮、傣等近40个散居的少数民族。藏族人口仅次于我国西藏；彝族人口略少于云南省；羌族几千年来聚居于川西北高原。[1]

上古时期的四川，巴与蜀属于彼此不同的两个族群，后来逐渐融汇化合，成为一体。从苍凉的黄土高坡走出来的“西方牧犊儿”秦国，看清楚了四川的重要性：“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矣。”（司马错语）占领四川后实施“羁縻”让步政策：“秦犯夷，罚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又以“移秦民万家实之”等掺沙子方式，改变四川人的人口基因。在北方中原主流社会的人眼中，“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这就是汉帝国派驻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文翁的看法。至少在汉代初期，人们还是把当时的四川人看成一个少数民族；甚至到了东汉班固撰写《汉书·地理志》时，还念念不忘“巴、蜀、广汉本南夷”。所谓的“文翁化蜀”就是使蜀地与北方中原“同质化”，包括改变蜀地方音“蜀左言，无文字”乃至于“椎髻左衽”的状况，而营造“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的效果。三国时期，诸葛亮《隆中对》为立足巴蜀图谋中原的蜀汉政权设计的战略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www.xing528.com)

自朱元璋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把少数民族“世袭”土司管理的方式改为“流动委派”政府官员管理方式，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编查户口、组织乡勇、设立学校等，使这些地区与汉族社会达到同样形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真正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明清开始大力推进的这种政治改革，使一些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都受到政权暴力手段的摧残，自动或被动地开始“汉化”。如清末“钦命头品顶戴尚书衔川滇边务大臣武勇巴图鲁”赵尔丰签名的告示：“照得巴理二塘已经改土归流，有各事自应向汉官声诉，惟语言不通须通事传达”，“民子女入学堂学习，先习官话”，“优秀者多读汉书，亦可出身做官，即与汉官一样，人皆不敢轻视”，“学堂中书籍纸笔衣服均系官为制”等。《巴安县图志》记载，巴塘“所属全境百姓不足五千户，学生竟有千数人，书声不断，成为一文化之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