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路：诙谐始姓川，川剧母体宋代川杂剧

用“戏剧鬼才”魏明伦的话说，川剧“敢于把白粉抹向最高统治者的鼻梁，并且抹了几十个皇帝，形成独特的‘帝王丑’，这在其他剧种实在罕见”。川剧有传统剧目和创作剧目6000余个，尤以喜剧著称，以《黄袍记》《九龙柱》《幽闺记》《春秋配》《东窗修本》《五子告母》《神农涧》《情探》等为代表，其中不少是宋元南戏、元杂剧、明传奇与各种古老声腔剧种留存下来的经典剧目，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宋元时期四川流行南戏、川杂剧，比较有名的曲目为《酒色财气》。

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的中国行政区划调整，巴蜀大地形成“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诏书正式使用了“四川”，蜀中戏剧开始逐渐姓“川”。中国现存最早的戏剧剧本是约产生于南宋的《张协状元》，由“温州九山书会才人”记录整理。因为被明代《永乐大典》第13991卷收录而今存全本，是至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戏曲剧本，被誉为“中国第一戏”。这是一个“四川故事”，叙述蜀中富家子张协进京赶考，途中遇到强盗拦劫受伤，被王姓贫女搭救，两人成婚。后妻子剪发售卖资助其进京赶考中了状元，张协却嫌寻夫至京的妻子“貌陋身卑，家贫世薄”，甚至于赴任蜀中梓州路上剑劈王氏。受伤的王氏被太尉相救，收为义女。太尉在梓州设计将她许嫁张协，夫妻破镜重圆。该戏是南戏的标本，写男子发迹负心、名利熏心、心狠手毒，贫女勤劳善良，最后大团圆结局。穿插在剧中的一个情节是：山神命令判官、小鬼充当庙门，两扇“人肉门”便乖乖地安上了，但不安分，要叽叽喳喳对事评论几分，挨打时还要急忙忙喊声“痛”。敬谢神灵时没有桌子，李小二就被安排当了桌子；缺椅子时也拉个人来做椅子，等等。此类情节的插入，增加剧作幽默诙谐的味道，后来的川剧中，这类情节和场面甚多。

宋代四川戏剧演出活动繁盛，诗人陆游在蜀中有丰富的看戏经历，如其《初夏闲居》记录的“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高城薄暮闻吹角，小市丰年有戏场”。南宋时涪陵僧人道隆（冉兰溪）也有“戏出一棚川杂剧，神头鬼面几多般；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倚栏”[3]等记录。宋代庄绰《鸡肋篇》说当年成都的戏剧演出情况：“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川剧注重审美的群体性和世俗化，“品戏”的传统悠久，如《鸡肋篇》的品戏盛况场面描绘，“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台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浑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嵘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到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且“至日至暮，唯杂戏一色”。一个整天，各种剧目同一处演出竞胜，要做到雅俗共赏、“上下同笑”，如果没有精巧的结构和情节、生动风趣的语言台词、优美的唱腔和高超的演技，是难以吸引观众的。蜀中戏剧活动的盛况及审美接受的广泛性，于此可见。

元代本是一个戏剧的时代，但四川的戏剧运行和发展却少见记载。宋元易代战争，以合川钓鱼城为代表的抗元阻击战耗尽了巴蜀地区的元气，一大批文化人躲避战乱远走江南，许多却成为元代文学大家。如清人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四所统计的，就有虞集、牟巘、邓文原、谢端、宇文公谅、程郇、支渭兴、王安民、杨如山、师余、任诏、王元明、刘有庆、徐梦吉、 标龙游人等。由于汉唐宋蜀中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尤其是蜀中戏剧发展繁盛和品质优良的传统，元代四川戏剧应该和其他地区一样繁荣；只是由于印刷和传播的限制，中州文人遗漏了巴蜀戏剧。元末费著的《岁华纪丽谱》记录他所看到的成都：“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元代《事林广记》收录的《成都魔术》诗亦曰：“点石成金也不难，神仙留诀在人间。剪成人物能吹火，画出鱼儿也上竿。白纸自然成黑字，明珠立地走金盘。韩湘去后知音少，泄破机缄是笔端。”青城（今都江堰市）人杨朝英，编有《乐府新编阳春白雪》10卷和《朝野新声太平乐府》9卷，是元人选元曲之第一人，元人散曲多赖以传世，人称“杨氏二选”，是研究元散曲的重要资料。同时代的绵阳人邓子晋曾为他的《太平乐府》作过序，胡适将之列入《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中。元人杨维桢的《东维子集·周月湖今乐府序》曾云“士大夫以今乐府鸣者，奇巧莫如关汉卿、庾吉甫、杨澹斋、卢疏斋”，即赞许他为元曲四大家之一。(www.xing528.com)

成都武侯祠大戏台（汪毅摄影）

明代川剧的声腔有两种：一是高腔；一是灯戏。它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四川“土戏”。川剧高腔的母体是宋元南戏，其“遗传基因”则是宋代的“川杂剧”。[4]明代以前，有不少关于四川戏剧演出活动的记录，却没有剧本流传下来。到了明代，四川戏剧的身影清晰地映入世人眼帘。明代南京“乐王”陈铎的《朝天子·川戏》《北耍孩儿·嘲川戏》两支套曲，对“川戏”演出方式和特色做了全面的评论，于中我们可以看到：“川戏”之名明确地被人们接受了；已有川戏戏班经常演出，并且至少有“靳广儿那一班”“韩五儿这一起”两个剧团远赴京城（南京是“留都”）竞艺争胜；艺术特色尤其是唱腔已经呈现出明确的“川戏腔调”；演出剧目至少有“《刘文斌》改了头，《辛文秀》换了尾，《刘电光》掺和着《崔君瑞》”；音乐伴奏“也弄些歪乐器，筝儿乱弹乱研，笙笛儿胡捏胡吹”；已经有“戏报”（海报）“妆生的道将身去长街上看黄宣张挂，妆旦的说手打着马房叫保子跟随”等。

明代开始的四川戏剧已经明确地姓“川”，这不仅是当年的南京“剧协主席”陈铎感受的“不南不北”以及“士夫人见了羞，村浊人见了喜”诙谐风趣的川味，著名文论家王世贞的《艺苑危言》也看到杨慎戏剧作品“不为当行所许。盖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也”。王骥德《曲律·论腔调》也注意到各地方戏的不同特色：“乐之筐格在曲，而色泽在唱。古四方之音不同，而为声亦异。于是有秦声、有赵曲、有燕歌、有吴歈、有越唱、有楚调、有蜀音、有蔡讴。”杨慎创作的川剧曲目《文武打》《兰亭会》《游赤壁》等流传至今。杨升庵、杨右、张岱等蜀中文人组织家庭戏班，进行演出。演出场所，除了在麦地上临时搭台外，一些寺庙已建有“乐楼”“戏楼”等演出场所。杨慎在《元夕前·辰江市观试灯和章后斋》诗中记载了他在泸州看到盛况：“遏云清转杜韦娘，剪灯秀句元才子，喜看小市小升平，旗亭曲坊人如蚁。”嘉靖丙寅年（1566年）《阆中县志》记载：“五月十五日瘟祖会，旧在城隍庙，后移太清观。此会较诸会为甚。酷天之夕，锣钱箫鼓，响遏云衙。演灯戏十日。”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洪雅县志》记载：“元夕，张灯放花，结彩栩，聚歌儿，演戏剧”“元夕演戏剧，结彩棚，箫鼓常达旦……盖其时家给人足，民不愁苦，故靡费不惜也”。《芦山县志·重建飞龙山张公祠碑记》记载，明代隆庆年间，芦山县“中元圣诞，演戏赛会，第见远近朝睹，老幼皆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