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戏剧的发展及成就

戏剧起源于原始歌舞。上古原始社会图腾祭祀的宗教仪式，原始狩猎中自娱娱人的歌舞，都是戏剧艺术发生的重要源头。拟兽的、持戈的、伴有鼓声的仪式性舞蹈“戯”，以虚戈“扮演”方式和两两相斗的“矛盾”冲突，讲述一个故事。劇者，从虍从豕，表示老虎和野猪相斗死拼，难分胜负。王国维在《戏曲考源》中提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他又在《宋元戏曲考》中定义为：“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

四川盆地丰裕的物产条件涵蕴出“天府之国”，为人们的精神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处于亚热带气候的良好自然环境，哺育出一年四季变化分明的优美自然景观，这又陶冶着大盆地民众的美感敏锐性。概而言之，四川戏剧（戏曲）的发生与发展，是有着“天然沃土”的。因为，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已经昭示，古蜀先民在人物造型和雕塑艺术，在色彩运用，尤其是艺术想象和审美等方面，为戏剧的产生准备好了很多条件。《华阳国志》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说的是巴地民众即使在作战时也载歌载舞地冲锋陷阵；又有宋玉《答楚襄王问》透露出的巴地民众喜爱歌舞的盛况，即“其为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等；还有“巴渝舞曲”被刘邦等汉王朝显贵视为最高的艺术娱乐形式；杜甫初到成都时对“笙歌入云”音乐盛况的震惊，白居易、刘禹锡对“巴渝竹枝词”的迷恋等，都显示着蜀中音乐艺术的发展高度。而巴蜀先民创造的充满瑰丽奇幻想象的神话和传说故事，鲧禹治水、禹生石纽、嫘祖养蚕、杜宇化鸟、鱼凫仙道、大石崇拜、朱利出井、五丁开山、碧血化珠以及“蛇”形图腾崇拜等，也为戏剧的文学审美准备了众多要素。可以说，四川是戏剧这种大众艺术发生发展的最佳土壤，戏剧艺术应该是与巴蜀上古民众“与生俱来”的。成都平原出土的“汉代百戏画像砖”和那形神兼备、神采飞扬的“说唱俑”，都体现着蜀人雕塑艺术的惊人成就并透露出说唱艺术风行。汉代广汉成都的漆器绘画在色彩、线条构图的高妙精美，《益州名画录》对蜀中绘画艺术发展盛况的描述，都说明着巴蜀戏剧有着一个极好的产生前提。

老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感叹道：“川剧有如此强烈的戏剧氛围，如此高超的表演艺术和如此美妙的舞蹈姿态，我看这是川剧优于其他剧种的几个显著特点。”汪曾祺对“能将观众与舞台融为一体，观众也能成为舞台的参与者”“表现手法非常现代”的川剧艺术推崇备至，甚至认为“真正能代表中国戏剧艺术的剧种，正是川剧”。[1]

四川戏剧的源头中，巴渝舞、傩戏见于先秦，“角抵戏”汉代已有，灯戏、傀儡戏、皮影、杂技、猴戏的幼苗在唐宋时就破土而出。从唐代“蜀戏”，到宋代“川”渐渐替换“蜀”，宋元明的“川杂剧”，流布运行于四川盆地，以及云南、贵州、湖北等地。

戏剧史家认为，四川戏剧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的蜀汉宫廷上。《三国志·蜀书·许慈传》记载的戏剧故事原型是：“慈、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讟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攇。其矜己妒彼，乃至于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蜀汉政权两位大臣胡潜与许慈，因为政见不同常常在朝廷议事时，寻找对方的一些小问题互相刁难，诽谤怒争且形于声色。皇帝刘备设计安排，找来两个专业演员化妆成二人的容貌，在一次群臣宴会上，两个演员仿效他们平时争讼互骂的场景，还有音乐伴奏烘托气氛，文武官员们一边喝着酒，一边欣赏着这场喜剧演出。 这个剧有矛盾冲突，有台词对话，有角色扮演，为代言体，并且还有导演（皇帝刘备）以及剧作主旨思想（政治讽喻），有观众群体（朝廷众官员）和演出场地（朝廷议事大厅），已是较完备的戏剧了。况且，成都社会已经出现了专业性演戏的“倡家”，可供宫廷征调服务。戏曲史专家任半塘在其《优语集》弁言中指出：“蜀戏语可追者，自三国始；今欲集地方戏之优语，先从川语之楷模，正为其历史基层之深厚也。”《汉书·霍光传》认为“击鼓说唱作俳优”，按照戏剧史专家周贻白的观点，中国戏剧乃滥觞于汉代。

极富于表演元素的汉代巴蜀石俑群(www.xing528.com)

整个汉代的主旋律艺术，是巴渝舞。前有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庸、卢、彭、濮、蜀、羌、微、髳等八支巴蜀军队执着戈矛“歌舞以凌殷人”，后又有秦末的阆中人范目率七姓巴人帮助汉高祖伴着巴渝舞“还定三秦”。这就是《华阳国志·巴志》记载：“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武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舞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汉代首席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亦有“巴渝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锵铛鼟，洞心骇耳”等关于巴蜀歌舞盛行的记叙，扬雄也有“巴人土歌”记载。《汉书·西域传》记载说汉帝国把巴渝舞作为招待外国宾客的首选舞蹈节目：“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渝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魏晋文学“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受命将巴渝舞整理成《矛渝本歌曲》《安弩本歌曲》《安台本歌曲》和《行辞本歌曲》乐舞。《盐铁论·刺权》记录大汉帝国王公大臣和贵族们的时尚风气是“中山素女，抚流徵于堂上，鸣鼓巴渝，交作于堂下”。《汉书·礼乐志》载，汉代第十三位皇帝汉哀帝即位时，汉高祖刘邦设置的皇宫歌舞团“巴俞鼓员三十六人”仍然在运行。

唐代，出现了“蜀戏冠天下”的局面。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喜爱戏剧引领时尚风气，还专门建立了从事音乐歌舞演出的梨园和教坊，中国戏剧因此出现了有固定场地的专业剧团，有了戏剧和歌舞演出的专业教育机构。蜀中各类表演艺术元素发展迅猛。在盆地东部夔州做官的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序》中言：“余来建平（今巫山县），见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含思宛转，有淇濮之滟。”广为人知的还有杜甫《赠花卿》，描写成都音乐盛行与品位：“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晚唐前蜀皇帝王建的墓中“二十四伎乐”浮雕，表现出宫廷乐队的盛大规模及壮阔场景。“怪僧”贯休的《蜀王入大慈寺听讲》，描写自己陪同前蜀王建率臣民欣赏说唱艺术的盛况：“百千民拥听经座，始见重天社稷才。”唐人卢求《成都记》说：“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扬（扬州）不足以侔其（成都）半。”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歌舞戏总》里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

段成式因父亲两次出任四川最高行政长官“剑南西川节度使”，所以对蜀中社会人生极为熟悉。其《酉阳杂俎》记载，唐代四川出现了以干满川、白迦、叶硅、张美和张翱等“五人为火”戏班——这也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早有正式记载的戏班。这个演出组合显示出生、旦、净、丑角色分工当已俱备。而《刘辟责买》《麦秀两歧》《灌口神》等剧曲目此时开始从蜀中流行全国。极具讽刺意味的《刘辟责买》，讲述中唐发生的真实人物和事件：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在正使韦皋死后，向皇帝要官未果而起兵造反，攻下梓州城，后来被新任的西川节度使高崇文抓住杀了头。后蜀时出现的《灌口神队》，是由教坊编排而成，龙与龙打斗，人与龙打斗，剧情精彩激烈。《麦秀两歧》就是一出独幕歌舞讽刺戏。皇帝王衍在导演《蓬莱采莲舞》时，让人先在台上布好彩绸“地衣”，一条管子伸到后台，再采取机械方法，用皮套子朝管子里鼓风，台上的彩绸吹起来，形成了活灵活现的波浪，彩船在碧波间荡漾。这种机械化、智能化的舞台设计与运用，正可看出蜀中戏剧演出活动所达到的辉煌程度。这就是宋代“右谏议大夫兼成都知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马钤辖”的田况，在其《儒林公议》中记载的：“王建子衍，嗣于蜀，侈荡无节，庭为山楼，以彩为之，作蓬莱山。画绿罗为水纹地衣，其间作水兽芰荷之类，作折红莲队，盛集锻者于山内鼓槖，以长籥引于地衣下，吹其水纹鼓荡，若波涛之起。复以杂彩为二舟，辘轳转动，自山门洞中出，载伎女二百二十人拨棹行舟，周游于地衣之上，采折枝莲到堦前出舟，致辞长歌复入，周回山洞。俄而唐庄宗遣使李严入蜀，复作此舞以夸之。严归贡策，未几灭王氏。”田况所记录的，大约类似于今天的《印象·刘三姐》舞台设计。田况甚至认为前蜀王朝是因戏亡国。

成都市永陵浮雕：二十四伎乐图

任半塘在《唐戏弄》里提出“蜀戏冠天下”，认为在戏剧演出方面，“天下所无蜀中有，天下所有蜀中精”。[2]巴蜀戏剧艺术的相对完美博得世人喜爱，唐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军队攻占成都，抢掠财物与专业人才，其中就有“杂剧丈夫二人”。应该说，唐以前戏剧仅作为宫廷和上流社会娱乐的一种“杂耍”，被士大夫所轻贱；唐以后转入市民世俗生活的戏剧，因其审美实现的大众性和通俗性而显示出巨大生命活力，尤受蜀人喜爱。